据闻，春秋越国有个名叫西施的女子，其貌之美，沉鱼落雁，人皆爱之。其邻东施甚是羡慕，某日，见西施手捂胸口，紧皱眉头，却博得众人怜爱，遂摹而仿之。不料，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①

 
我愿意相信李渔之说，“东施之貌，未必丑于西施，止为效颦于人，遂蒙千古之诮。”② 东施的失误在于“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或许，不懂自己，就不懂美。进一步，不懂自己的人会懂得爱么？如果东施是个剩女，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一份感情，她要寻找她的Mr. Right，又该有怎样的故事？

 
常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为什么？

 
有则未经考究的故事。一个小孩正儿八经地声称自己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结婚就是爸爸的精子咕噜一下就跑到妈妈肚子里了。大概大家听后都会会心一笑，我们知道，仅有“性”对婚姻来说是不足够的。可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值得说的经验或想象？除了满足荷尔蒙的需要以及延续香火外，我们为什么要和一个“陌生”的异性共度此生。因为爱情？什么是爱情？

 
当女人过了一定年纪，身边人便会有意或无意地提醒：该结婚了，你不结婚，过了28岁，甚至24岁，你就老了，没人要了。相信不少“大”龄青年都有过类似的被逼婚的经历，他们的父母是如此的焦虑，可是，他们到底在忧虑什么？他们在担心子女得不到“爱”，在担心他们子女得不到“幸福”？说白了，他们是在惦记着他们的孙子。对他们来说，“抱得孙子”才意味着人生程式的完结。

 
在我们父辈看来，人生就是为了没完没了的“明天”“捱”日子。所以，父辈总在教导我们：为了美好明天，要好好学习，要考上重点小学，要考上重点中学，要考上重点大学。走出校园，要懂得人情世故，要当“官”③ ，要结婚，要生子，要育儿，要为子女学业操心，要为子女工作操心，要为子女婚姻操心，直到“抱得孙儿归”。这也便是父辈（传统）所能理解，所能想象的生活。于是，爱变成了“我忙死忙活，你为这个家做什么了”，变成了“我辛辛苦苦养你读书，你考不上大学对得起我吗”。

 
Helen.Fisher 在TED2006将婚姻总结为性欲、爱情和依靠。具体是，对性的渴望迫使人们去寻找伴侣，建立浪漫爱情，进而相互依靠。不过，在传统中国，两人其实可以由“性”直接形成“依靠”，而无需相爱。事实上，中国绝大部分传统家庭是靠“性”（准确地说，应该是孩子）来维系的。没有爱，一个家庭未必会离散，但如果没有孩子（夫妻其中一方无法生育），这个家庭就前景未卜了。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说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婚姻却是两家人的事情。但吊诡的是，使夫妻关系更疏远的也往往是孩子。原因无二，当有了孩子，夫妻开始在孩子身上投资期望，以期来年子女能孝顺自己，报答自己。子女才是一生最大的依靠。④ 然而，当两性生活失去新鲜感，当子女代替丈夫（或妻子）成为最大的依靠，原本就没有爱的婚姻还剩下什么？

 
今天，恋爱自由，观念开放，时尚流行，爱情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爱，终究是人之常情。越来越多年轻伴侣禁不住青春的悸动，勇敢爱，勇敢表达，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一千个点赞（或转发），万人广场的当众表白……这足以动人，可是，为什么人们还在为爱情之死挽歌？为什么人人都擅于恋爱，却不免沦为婚姻失败者？《新周刊》如此评述“我们从未有过这么好的物质基础 ,这么自由的两性关系 ,但我们创造并迎来的 ,却是史无前例的，岌岌可危的爱情时代。”⑤

 
于是，人们感慨爱情已不再纯洁，将爱情之死归咎于万物皆商的时代。选择对象如同挑选优质股，选择婚姻变成一生之中最大的风险投资（所谓“做得好不如嫁得好”）。从此，爱情/婚姻成为一笔糊涂账。当经济考量代替了诗意想象，爱情就不再优美。不巧，婚姻必须关心“柴米油盐”，必须关心“两老一小”，和情感因素一样，经济因素同样是维系家庭的重要支柱（甚至更重要）。于是，人们总结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可是，为什么不去反思我们所追求的爱情其实本来就不足于支撑婚后生活？或许我们所谓的爱情其实只是一个“过家家”的游戏？到底是婚姻约束了我们对爱的想象，还是我们本来就缺乏想象力？或者，我们从来就没有在婚后生活中继续保持对彼此的爱的追求？

 
在爱情日益物质化的今天，人们开始怀念那些悠远的令人动容的爱情传说。不过，古典爱情虽百般美好，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洞房花烛夜之后，夫妻还需如何相爱，如何生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诸多爱情故事里面，很少是关于婚后的爱情生活的。或是违背父命，为爱抗争（如卓文君）；或是罹难之际的生死相吻（如杰克与罗丝）；或是或是有缘无分、天各一方的苦命相恋（如梁祝）；或是身患重病或即将离世之时的不离不弃。可是，这些与寻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人们习惯幻想一种“不必付出”的爱情，或者，人们习惯相信有那么一种“爱情”，它能让两人终生相守，于是，只要在恋爱期间储备足够多的“爱”，便可以一辈子受用，然后结婚生子，幸福就会主动来敲门。不难发现，我们恋爱如此浪漫，充满想象，但是，婚姻之后的一切，诸如观念、生活方式等其实都没有改变，我们又回到传统所设定的种种规矩，我们还是按传统婚姻生活的逻辑在生活，我们并没有超越父辈，开拓更幸福的可能生活，但我们本该可以。

 
未必婚姻杀死爱情，而恰是婚姻澄清了生活现场，破灭人的幻想，使爱情看似遥不可及。也许，婚姻正是我们分析爱情的最佳文本背景（context）。我们的确“爱”过，但你能确定你的“爱”就是幸福生活所需要的那种？⑥ 你是否曾“因为别人说土豆没营养或没品位你就以为自己一直爱吃白菜”？你确信你曾“爱”或“被爱”？爱在哪里？又，什么是爱？我们常常所谓的“爱情”其实是不明朗的，无论是文学所想象的爱情还是被商业以及网络所消费的爱情，皆为如此。在真实生活中，爱需要一种存在论（ontology）意义上的“在场”。这也就是为什么婚姻最终还是回归到房子、汽车、钻戒、年薪、身高、相貌、孩子、家婆、丈母娘…… 我们不能总在浪漫幻想。

 
然而，如果婚姻仅意味着成为房奴、车奴、孩奴，那我们实在不需要婚姻。何况，（据说）现在很多男女之间的事情已经不必结婚之后才可以拥有。有趣的是，有人还总结了N个不婚理由：工作太忙，没空成为家庭主妇；处理不了家族纠纷；男人婚后大变脸；女人太不切实际；都是陌生人等等（参见[3]）。若此，做一个剩男/剩女未必就是一个坏的选择。海伦•布朗甚至鼓励女性摒弃爱情和婚姻，女人要完完全全地把握自己的欲望。在《性和单身女郎》⑦ 里面，单身女性似乎并没有缺少什么，甚至更加自由。

 
可是，她们没有“家”。

 
我们需要“家”吗？

 
我相信，家就是爱的存在论根据。我们知道，艺术的魅力在于，藉由人的创造力，它将我们的情感塑造成现实。生活即艺术，“家”是一种创作，“家”把“爱”塑造成可感的现实。所以，家是最好的情感沉淀的地方。由于情感的沉淀，“家”让我们从中体味到宁静与祥和，继而有更大的想象和可能去创作更具德性（virtue）的幸福生活。“家”与“爱”是一种互相补充、互为证明的共在关系（coexistence）。

 
中国先哲在几千年前便天才般地洞见，家是最稳固的社会结构（例如，周的政治策略便是“把家做成天下，同时，把天下做成家”），也是社会问题最佳的分析单元。毫无疑问，家观念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早已深入人心，但非常遗憾，中国传统并没有呈现出家的全部潜能。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家”实际上是不饱满的，它缺乏文化想象和创作。传统意义的“家”关注的是生计，操心的是孩子，“抱得孙儿归”才是家所存在的理由。

 
不可否认，“家”意味着一种担当，生计是基础。但，仅有物质生活是构不成文化意义上的“家”的。如果“家”不能文化地存在，就意味着“家”尚未完成，一个未完成的“家”并不具备幸福的条件。所以，“家”同时意味着一种美学。

 
然而，传统意义的“家”更多时候是做为一种伦理而存在。儒家对家观念非常重视，但儒家关心的是社稷之稳定，由社稷之稳定内推为家的稳定，于是，家需要伦理规范。“家”变成一种规训。夫该如何，妻该如何，父该如何，子该如何，诸如此类。可是，当我们父父子子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这般的规训？赵汀阳在《论可能生活》中论证，伦理规范貌似价值，但当人们尝试去实践并把握它的时候却往往发现它是空的。伦理规范不能推导出生活意义，而生活意义只能由生活本身来开拓。生活的意义便是幸福地存在，规训既不能让人幸福，也不能提供生活创作的灵感。

 
我们最大的误会是，只要人在，家就在。这错了。没有“生活”的家其实是空的。生活不是生存，生活是一种文化状态。对夫妻双方而言，关于“家”的生活想象，就是一种关于爱的特殊表达。当人们彼此爱慕的时候，另一个人被赋予某种“特殊意义”，“家”作为一种特别的创作，就是让这种特殊意义真实而持久地存在着。

 
然而，那个让生活有着特殊意义的他/她又在哪里？进一步，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特殊意义”，我们又如何寻找那个有着特殊意义的他/她？最终，爱成为一个追寻自我的过程。我同意林奕华的观点：“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都希望遇到‘对’的那个人，但实际上我们不会遇到‘对’的人，我们只能去创造一个‘对’的人，而当我们把自己变成那个人之后，那个人就出现了。”在觅得真爱之前，我们首先要成为自己所满意的那个人。

 
但，我怎么知道那个我所满意的人就真的是我所满意的，这又回到柏拉图式的知识论困境。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无限反思。如周濂所言：某种意义上，人生就是一场彻底的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一个也许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认识你自己”的追问。

 
如果东施是一个剩女，她要寻找她的一份爱情，又该有怎样的故事？她还会重复效颦之举吗？她会守在窗台往楼下丢竹竿，等待“西门官人”的出现吗？她会如何看待这些莫须有的人伦规训？她会如何面对现代商业及时尚以爱的名义所布下的种种营销迷局？嫁还是不嫁，她会如何选择？她会期待怎样的一种生活，她会期待怎样的一个家？

 
我们会为东施捏一把汗，因为要面对以上这些生活难题，我们就必须要清晰地认识自己，找到最真的那个“我”。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缺失导致“爱”的缺失，而“爱”的缺失导致“家”的缺失，而没有家的男女（即便是老夫老妻）其实都是单身男女。所以，当下男女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关于选择的问题（嫁还是不嫁），而是一个关于创造的问题（如何爱）。

 
东施没有爱情。然而，在一个缺乏独立思考和自我反思的时代，我们人人都是东施。
 

 
2014.05.25

 
 
 
 
注：
① 《庄子·天运》。
② 《闲情偶记·词曲部·脱窠臼》。
③ 这里将＂官＂隐喻为＂出人头地＂。在古时，要出人头地，最好的方式就是当官。至今，国人对＂官＂仍有着浓重的情结，这种情结对应着其骨子里的奴性。
④ 夫妻吵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便是：以后我搬出去跟儿子/闺女住，不要你住在一起。这足以看出，当有了孩子，夫妻双方的重点已不再是对方，而是他们的新依靠——孩子。由此，不难理解，为何重男轻女的思想至今仍十分普遍。
⑤ 《新周刊》2006年第3期：保卫爱情。
⑥ 据统计，自2006 年以来，闪婚闪离现象越来越严重，年轻夫妻（特别是80后）所暴露的情感脆弱、婚姻脆弱的问题已成为社会热点。因激情而结婚,因经济/情感而离婚。这说明，如今年轻人所追求的爱情其实是可疑的。
⑦ 1962 年，海伦•布朗的《性与单身女郎》出版，书中大量讨论了性高潮、女人的经济独立等当时美国社会惊世骇俗的话题，在美国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海伦效应”。

 
参考文献及推荐阅读：
[1]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2004
[2] 《新周刊》2006年第3期：保卫爱情
[3] 《新周刊》2010年第15期：不婚物语
[4] 《新周刊》2009年第22期：剩女品鉴团
[5] 《新周刊》2007年第11期：中国单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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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好，顺便预祝午安和晚安。”每天，楚门都这样以他标志性的笑容开始崭新的一天，他开朗、乐观、幸福，但他不知道，十七亿观众正注视着他，他其实是位“演员”。某天，楚门偶遇离世多年的父亲，由此产生疑惑，他想起他的初恋 —— 罗兰，想起罗兰所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语。之后，虚设的电梯、飞往斐济的飞机、突然故障的火车、“走不远”的道路、摩可可饮料、死而复生的父亲…… 楚门愈加感觉到，他生活在一场“阴谋”里。
 
这时，摆在楚门面前的是一个残酷的问题：离开，还是留下？离开，他将面临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他会失去与他生活几十年的朋友，甚至一切的一切；但若留下，则意味着他将继续生活在“虚假”之中。
 
我们的直觉排斥虚假，但问题是，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在楚门逃离剧场之时，制片人克里斯托（Christof）这样劝告：“外面的世界比我虚构的世界更不真实，同样的谎言、虚伪，但在我的世界，你不必害怕。”无独有偶，影片《牛津杀手》也有一段类似的对白：“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赝品收集地 … 在这里，我觉得很轻松，没有人欺骗我，实际上，这是世界上包含真相最多的地方，我们有一个绝对真理，所有事物都是假的，在这些墙的外面，没有人会对任何事情有把握。”
 
克里斯托所言非虚，“离开”就远离了虚假？不尽然。反过来，“留下”就真的意味着虚假？很难说。
 
有个关于机器人是否具有人类智能的测试，亦即图灵测试（Turing Test）①，说的是，测试者（人）在与被测试者（机器）隔离的情况下，通过一些装置向被测者随意提问，如果测试者不能判断是人在回答，还是机器在回答，那么这台机器就通过了测试，并认为具有人类智能。藉此思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类似的测试（不妨称之为：楚门测试，Truman Test）：一个人（测试者），一个生活场景（被测试者），如果这个人在此场景生活足够长的时间后，无法辨认这是真实生活还是虚构的一场戏，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一生活场景是真实的。
 
在这一意义上，《楚门秀》就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克里斯托解释说：“楚门虽然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但他自己本身却半点不假，没有脚本或提词卡，这是生活实录。”楚门的爱妻，梅莉（Meryl）说道：“我的生活没有分所谓的私底下或是电视上，《楚门秀》就是我的人生，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而且非常幸福。”楚门的朋友，马龙（Marion）同样持此观点：“全是真实的，没有半点虚假，这场秀绝对不假，只是经过设计。”
 
《楚门秀》不同于其他影剧，没有人告诉楚门要表演什么，如何表演。在剧中，楚门可以自由言说，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只要不离开海景镇），就像正常人一样。最要命的是，这虽是一场戏，一个虚构的生活，但它同样能提供人们最为渴望的东西，幸福！这里有爱情，有亲情，有友谊，有事业，有梦想，有挑战，有偶然性 …… 甚至还有性。所有的这些都使得《楚门秀》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真与假的界限，如果没有那次特别的意外，楚门根本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然而，无论机器程序如何聪明地狡猾地欺骗了人类，在本体论意义上，机器终究还是机器。同样的，无论虚构的生活如何逼真、生动，虚构的生活终究无法与真实生活相比拟。我们能隐约感觉到，在虚构的生活中，即便能得到同样的生活体验，剧中的“我”和真实的“我”其实并不同一。病了的苏格拉底和康复了的苏格拉底毕竟很不一样。②
 
文艺复兴以后，人们的目光逐渐由神性转向人性，心灵全面开放，人开始成为精神主体。特别地，牛顿的革命让人们越来越相信人类其实是可以驾驭自然的，而且“不需要上帝”③，而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④更是让主体性（subjectivity）深入人心，人们相信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自己是自己精神的权威，“人是万物的尺度”，甚至干脆说，“我”就是尺度。如今，这些观念不仅已经普遍化，而且非常自然地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实，古往今来，人们至始至终都在关注着自我（ego），如周濂所言：“某种意义上，人生就是一场彻底的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一个也许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认识你自己’的追问。”“我是谁”，这是一个俗到无以复加的问题，在历史上已被人们无数次讨论，然而，事实上，这类问题及其讨论至今仍在重复，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无可回避，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些问题及其答案之中。薛定谔甚至认为“我是谁”是人类所有精神追求的真正源泉。我很感兴趣楚门会怎样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楚门知道自己的境遇后，楚门会怎样看待“楚门”，楚门还会坚定地说“楚门就是我，我就是楚门”吗？
 
虚构的生活削弱了自我，同时剥夺了生活的意义。虽然楚门一直都很自由，但他毕竟在剧组的控制之下，剧组可以轻而易举地影响楚门的生活，例如，剧组曾无情地夺走他所深爱着的父亲和初恋情人。在一个受控制的生活里，自由和幸福其实是一种幻觉。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经典机械论对伦理及生活意义产生的冲击。如果拉普拉斯所言为真，世界是决定论（determinism）的，那么，自由、意志、理性、价值等将荡然无存。在一个决定论的世界里，人们不再有欲望，不再喜怒哀乐；人们将生无所求，死无所惧；人们对未来没有期许，因为无从期许；人们不再思维，因为无从思维。这样，生活就没意思了，生活意义被消解，而其后果恐怕是灾难性的，不难理解为何无数哲人这般殚精竭虑，极其不安地修补着机械论世界观，“生活死了”比“上帝死了”要糟糕得多。克里斯托给楚门许诺一个“不必害怕”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回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处境会好于楚门吗？
 
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能自信地回答“我是谁”，并“是我所是”地生活么？
 
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能“自由”地开拓生活意义吗？
 
我们的世界或许是真实的，但我们却没有理由感到乐观。我愿意再次重复克里斯托的所言：“外面的世界比我虚构的世界更不真实，同样的谎言、虚伪……”地沟油、有毒牛奶、豆腐渣工程、腐败、贿选、新闻失真、司法黑幕、作秀 …… 所有的这些都深深地打击着人们对这个世界的信任，我们不相信政府，不相信红十字会，不相信爱情，甚至连不慎跌倒的老人都不敢信任。我们的世界是真实的，但我们彼此却不信任，深深地不信任，而一个彼此不信任的世界会是“真实”的么？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世界里，或许没有超越性的他者控制着我们，但我们却受制于自己，我们受制于自己的欲望，受制于自己所创造的种种观念，我们将自己深深地束缚在所谓的“现代性”（modernity）之中。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功利主义、科学主义、机械主义、消费主义…… 人们制造观念的本领丝毫不弱于上帝，然而，如后现代主义所批评的那样，这些观念不幸使得人们的思维片面化与教条化，同时导致人们世界观的破碎，以及人文思想的衰落和生态文化的失衡。
 
在寻常生活中，常人并不容易觉察到这些观念对自己的“欺骗”，原因在于，当我们相信这些观念，我们就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其他观念，这样，自己所坚信的观念显然总是正确的，而“异己”则总是错误，于是，我们一直固执己见（哪怕它荒诞无比），此时，我们就已然被“观念”控制了。事实上，没有一种观念在理性上是可以自明（self-evident）的，哲学对自相关（self-reference）的论辩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任何观念都有其固有的局限。可惜的是，人们往往不清楚也不在乎观念的限度，特别地，在很多时候，人们接受某种观念并不是基于理性思考，而仅仅是因为“别人也这么认为”。这种对观念的盲从使得大众非常容易陷于观念迷局之中。哲学家飞不出蝇瓶⑤，普罗大众更加逃离不了观念的牢笼。
 
笛卡尔认为不可怀疑的我思（cogito）证明了主体的绝对自由，而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美丽的幻觉，“我思”的确是自由的，但“我思”的产物却不知不觉中束缚了“我思”及“我之存在”。人们自作聪明地在观念世界中寻找自我，却反而让自我迷失在观念世界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与此类似的还有时尚。我们知道，其实每个人都在关切着自我，都有着一定程度的表达自我的冲动，都希望通过个性以强化自我的存在感，时尚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关于时尚的分析，西美尔有段深刻的洞见：“时尚的本质是分界和模仿，是普通大众向更高的阶层显露自己一种方式”，“时尚对于那些微不足道、没有能力凭借自身努力达到个性化的人而言是一种补偿，因为时尚使得他们能够加入有特色的群体并且仅仅凭着时尚而在公众意识中获得关注。”（参见[6]）普通大众通过模仿时尚而加入有特色的群体，使得自己和周围人有了分界，这种分界让人们至少在心理上觉得自己有个性。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时尚貌似表达个性，却是最没有个性的表达方式，因为大多数人都在模仿。时尚的这种悖论性不仅无法成就自我，反而使自我变得面目不清，让那个最纯真的“自我”消失殆尽。
 
此外，还有一点不得不察。这是一个万物皆商的年代，赵汀阳指出，“全球化时代又是一个无限商业策划的时代，这暗含着一个从征服物质到征服心灵的基本转向”，商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利润最大化的途径之一是大批量生产并无限扩大销售，无限扩大销售就必须吸引大量顾客，而实际上，人们并不需要购买那么多的商品，这样，商业就必须设法说服尽可能多的人相信那些生活上不太需要的东西其实是生活所需要的，那些看起来不太值钱的东西其实是特别值钱的。“根据这样的动机，商业关心的是心灵的弱点，而不是心灵的优越性，因为只有弱点才能够被利用”。为说服大众，为迎合大多数人，商业试图构造并推广一种以平庸为最好价值的社会普遍观念。（参见[4]）。平庸观念不仅克服了曲高和寡的传播难题，同时戏剧性给赋予人们“高贵”的幻觉（与时尚类似）。卡尔·克劳斯在批评煽动家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煽动家的秘诀就是表现得像他的听众一样愚蠢，好让这些人觉得自己像他一样聪明，商业的“平庸”策略对人们的煽动正是利用了大众的这种心理弱点，它以一种欲擒故纵的方式将心灵平庸化，进而将人商品化。在物质的诱惑和商业策略的迷惑下，人们常常忘却自己的真正需求，盲目地奔走于无尽的消费链中，以一种癫狂的状态把“自我”及生活意义消费掉了。
 
……
 
楚门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但楚门本身却并不假，我们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但我们本身却可能不“真”。现代性（modernity）强调自我，而讽刺的是，现代人无限扩张自我之时，却反而丧失了“真”的自我。现代人对自我的丧失不仅不是因为放弃了自我，而恰恰是把“自我”过分观念化、规范化、商品化、平庸化，这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如何反思当下的生活状况，如何走出现代文明所构造的迷梦，我相信，这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当代问题。
 
“早上好，顺便预祝午安和晚安。”楚门带着标志性的笑容离开了剧场。不过，当楚门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他会后悔吗？这里依然充斥着虚伪、谎言和人性的罪恶，这里依然不能让我们自信地回答“我是谁”，这里依然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是其所是地生活，这里依然不能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开拓生活的意义。但我相信，在虚构的生活和充斥着虚假的真实生活之间，他仍然会选择后者，因为后者即便很糟糕，它仍有改变的可能。对我们来说，无论是否喜欢这个世界，我们都不能像楚门一样潇洒地离开，我们只能选择改变，改变自己，改变世界。或许，我们所需做的是，追随内心最本真的渴求，拥抱世界，创作一个使心灵得以卓越的真实生活。
 
有个微博段子很是可爱：“我有一个梦想，永远生活在新闻联播里，那里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学，穷人都能看得起病，百姓住每月77 元的廉租房，工资增长11%，大学生就业率达到99%。我有一个梦想：永远生活在新闻联播里，那里物价不涨，道路不堵，环境改善，犯罪伏法。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将我埋葬在新闻联播里。”
 
如果某天楚门也在织微博，也看了这个段子，我想，他也许会这样回复：“你好，世界。你虽丑陋，但很迷人，因为我相信，你终究会变得美丽。如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我愿让尸骨散落大地，因为我喜欢这个世界的真实。请不要把我埋葬在‘新闻联播’⑥里。”

 
注释：
① 1950年，阿兰·图灵在《心灵》（Mind）杂志发表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计算机器和智能》 。文章认为“机器能不能思考”可等效为“机器能不能通过他设计的图灵测试”，如果机器能通过这个测试，则可以认为此机器具有思维能力。
② 一个关于同一性悖论的著名讨论：如果病了的苏格拉底与康复了的苏格拉底是等同的，那么病了的苏格拉底所具有的每一个特征就被康复了的苏格拉底所具有。但那样的话，健康的苏格拉底仍然是病了的。
③ 牛顿经典理论描述了一个机械的、决定论的世界图景，拉普拉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拉普拉斯妖。据说拿破仑看了拉普拉斯的著作后，疑惑地问拉普拉斯为何他的书中从未提及上帝，拉普拉斯回答说，在他的理论体系里，不需要上帝。
④ 在康德之前，知识的正确与否，取决于知识是否和客观事实吻合，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主体都在围绕客体转。然而，经验主义常常导向怀疑主义，而理性主义则不得不面对着无穷论证。康德为克服主客二元在认识论上的难题，创造性地让客体绕着主体转，这一转变，康德自诩为哲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对此，赵汀阳有个有意思的评论：“哥白尼纠正了一个错觉，而康德却制造了一个错觉，使人们误以为世界以人为中心。”
⑤ 维特根斯坦曾把哲学比喻为在瓶子里找不到出路的苍蝇，在瓶子里乱飞。
⑥ 一种新闻节目形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网民常将新闻联播隐喻为：一种不真实的美好。

 
参考文献及推荐阅读：
[1] 索伦森：悖论简史。
[2] 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
[3]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
[4] 赵汀阳：千年观念故事。
[5] 赵汀阳：作为产品和作为方法的个人。
[6]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
[7] 周濂：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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