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懂得中国，就得懂得汉字。遗憾的是，如徐文兵先生所言，如今的我们，认字不识字。

至今仍有深刻印象，儿时，每每在电视剧中听到古代国君自称为「孤」、「寡人」的时候，甚是困惑，一国之君，为何要给自己这么难听的称谓。后来，在刘力红先生的《思考中医》一书找到答案。原来，这里的「孤」、「寡人」并非孤苦无助之意，它所象征的是天子的独一无二。而这得从中国哲学说起。可惜的是，后世哲学关心的是政治与道德，子学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的传承，于是，中国哲学之道被渐渐遗忘。这里不打算讨论阴阳学说是否属于科学范畴，我想指出的是，阴阳五行、五运六气是中国古人师法自然的逻辑模式，这是古代文本解读的重要背景。而今，当这些古老的思想被遗忘，被视为异学，所幸的是，它们的密码仍藏在古老的汉字里。

由「东西」一词说起。尤记小时候曾无趣地问，为何管万物叫「东西」，大人不耐烦地说，从来就是这么叫的。后来，在读刘力红先生《思考中医》的时候，才发现二字有这么大的玄妙。在古代先哲看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永恒的，「器」则无时无刻变化莫测。世界万物，但凡有形的，可见的，必有生灭变化。《素问·六微旨大论》有道：「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凡器则必然生灭相随，变化常在。」生者出者，东也，降者入者，西也。故曰东西。「东西」是我们日常使用最为频繁的字词之一，只是，我们不知道它蕴藏着古人深刻的洞见。

类似的还有「消息」一词。何谓「消」，何谓「息」？在「十二消息卦」中，阳爻去而阴爻来谓之「消」，阴爻去而阳爻来谓之「息」。我们常言打听消息，实则了解「变化」，变化者，阴阳也。若世事恒常，何来「消息」，又何须打听消息。这就是汉字的妙处，当我们真正理解个中要义，我们便能窥见古人构词心思之妙。

这里，有必要比对中西两种哲学体系。很有趣。首先，两者都认同世界是变化的。但是，面对变化的世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给出了两种不同的求索方向。西方哲学关心的是：如果世界是变化的，那什么是变化中的「不变」，根据辩证，「有」生于「无」，「变」生于「不变」。于是，他们把世界解释为表面的与本质的，物质的与精神的，如是等等；他们认为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由水组成，由气组成，如是等等。西方哲学是关于「本质」的学说，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由物理学到生物化学，再到心理学、社会科学，无不依循这一模式。然而，中国哲学关心的是：如果世界是变化的，那么，我们如何「跟着变」。自然即如此这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这异于西方的认知理念与方法论。于是，我们追求「天人相应」，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由易学到阴阳理论，由医学到农学，再到政治体系构建、风土人文的形成，无不如此。在西方哲学体系里，观察者（人）位于世界之外，在中国哲学体系里，观察者（人）立于世界之内，这亦是禅宗的奥妙所在。

然而，自然之道，何处依循呢。古人发现时间的秘密。他们依时作息，依时务农，中医亦根据「时间」开方治病。汉字「時」，以日为傍，并置于左，是以，日出东方，左者东也（古人坐北朝南，南上北下，左东右西，这与今人有所区别）。其次，右边为土为寸，圭表之度量以寸言，通过晷影于大地投影的尺度来测知日的运动，从而确定二十四节气，以此决知大地万物之生、长、收、藏。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先哲对时间的体验与思考和现代所谓的「线性时间」、「循环时间」等有着明显的区别。时间对应着不同的晷影长度，也即太阳的不同位置，因此，时间表征不同的能态。李阳波直言，中医开方就是开时间，个中真义，不言自明。更妙的是，「時」字笔画正好是十画，表时间的天干之数恰好也是十。（参见《开启中医之门——运气学导论》 李阳波讲述，刘力红主编）

与时间相应的是空间，也即「方位」。方是对天而言，位是对地而言。「方」指的是天体（主要指日月）运行的特定区域，「位」指的是大地不同位置。随着天体的不断运行，方发生了改变，大地的位置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中，天有十方，地有十二位。故有十天干，十二地支。在万物相应（跟着变）的理念之下，时间 – 空间 – 自然必然相互依存、相互映射。古代先哲藉「阴阳五行」将时间、空间（地理）、人、万物巧妙统一。以「味」字为例。味字以「口」作形部，以「未」作声部。味由口入，自然以口为形，真正的妙处在声部。刘力红先生在《思考中医》这般解释：未是十二地支之一，位于西南，西南在五行中属土，属长夏；后天卦中属坤；五藏属脾。实际上，凡属食物一类的东西都归于味，而大地生长的食物（尤其粮食一类），主要成熟于长夏。另外，「未」处西南，在我国，西南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对应人体，脾开窍于口，脾与口辨知五味，脾属土，土在西南，「未」所属的这个方位正好是由脾来主理。

说到人体，就不得不说「健康」。何谓「健」，何谓「康」？徐文兵先生在《字里藏医》一书解释道： 「健」从人从建，含义是有力的。《增韵》：「健，强有力也。」其声部「建」从廴， 有引出之意；从聿，意为律。《说文》：「建，立朝律也。」「康」的含义是五个方向的道路都通畅。《尔雅·释宫》云：「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之歧旁，三达谓之剧旁，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 六达谓之庄，七达谓之剧骖，八达谓之崇期，九达谓之逵。」为何是「五」？人有五藏、五官、五窍 ……

与「健康」对应的是「疾病」。疾与病都有一个共同的偏旁「疒」。《说文》解为：「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矢」为箭，箭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风」。百病风为先，百病风为长。中医认为，「风」是导致人体发生病变的首要因素。「疾」字所体现的就是这个意思。「丙」五行属火，五藏属心。因此，「病」主要是针对「心」来说的。而「疾」指的是「身」，因此，疾病也即指身心。（参见刘力红《思考中医》）只是，在当下汉语使用过程中，我们误把「病」当成「疾」，我们失去了关于「心」的认知。

通过以上汉字，我们得以窥见先哲对时间、空间、以及人的独到理解，那先人又是如何将这些认知因应到社会生活中呢。先人讲究类物取「象」，以「象」卜卦，根据「卦象」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里，有两组词语颇有意思。一是「文理」。文，象也；理，象也；事，象也。象之在天曰文，象之在地曰理，象之在人曰事。本气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于人气之变化者，人事也。我们常说，此物文理甚好，是指，它深受天地孕化之德，固然美不可言。其二，中国人喜欢「讲理」，所谓万事都抬不过一个理字。原因何在。是以，象在天为文，在地为理，在人为事，老子有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地之象曰理，因此，人法地，也便是「讲理」了。

根据汉字的特点，「礼」跟「理」同音，由此，可以认为「礼」就是「人法地」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周公又作「乐」，观察药的繁体字「藥」，其下便是一个「樂」。中医治病，可通过五味，五音，五色等来实现阴阳之平衡。可见，乐并不仅仅是寻常乐曲这么简单。再看「文化」二字。文者象也，象在天谓之「文」。 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 《素问·天元纪大论》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文化，就是效法天地，顺应自然，构建一个「心安民乐、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生态。

回到前文关于「孤」、「寡人」的解释。在《素问·灵兰秘典论》中，有十一官的定位，诸如「肺者，相傅之官」、「肝者，将军之官」… 其中，「心」被定义为「君子之官」。纵观五脏六腑，唯「心」最特别，肝、肺、肾、脾、胃、肠等等都是「月」傍，在古代，月肉同傍，都是至阴之物。心者，神明之宫，至阳。阳者，天也。国君贵为天子，自以「心」相配。《素问》有曰：心者，君子之官，为孤，为寡。

综上，我们可以知道，每个汉字的构成都不是随随便便的，每一笔，每一划，笔画的位置安排，甚至每个字的笔画数，都是精心的设计。例如，時、味等字。此外，构词也同样令人感叹不已。有天有地，有阴有阳，有实有虚，有动有静，如此，词的表意才是饱满的。例如，东西、消息、疾病、方位，智慧等词。这就是汉字。

赵汀阳先生在谈及「神性中国」的时候讲到：现代以来，中国已经失去了以自身的生长逻辑来讲述自身故事的能力，也失去了讲述自身历史性的可能性。当我们无法按照自身历史的生长逻辑去讲述历史，就会失去历史，失去精神的根据。假如不能恢复自身的历史性，就会永远失去祖先、来历和根据，就会变成自己土地上的外人或者陌生人。尔今，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西方的，我们的教育是西方的，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模式也是西方的。我们何处找寻我们中国的自身的「生长逻辑」？

我愿意再次重复：

所幸的是，我们中国的自身的「生长逻辑」仍藏在古老的汉字里。

遗憾的是，我们认字不识字。

 
 
 

注：

本文改编自七年前的一篇旧文《笔下大天地——汉字的美与忧》，目的在于重新整理这些汉字的内在的逻辑联系。2010年，大三在读，这一年我对中医有着浓厚的兴趣，先后拜读了刘力红先生的《思考中医 —— 对自然与生命的时间解读》、李阳波先生的《开启中医之门 —— 运气学导论》以及徐文兵先生的《字里藏医》。通过阅读，除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医学之外，我对汉字有了新的认知，汉字之博大精深令我无比惊叹，无比崇敬。以上对汉字的解读，大都学自李阳波、刘力红、徐文兵等老师，在整理旧文以及旧笔记时，因时间远久，很多文字的出处已难以考究，对这些汉字的解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拜读这些老师的著作，定会受益匪浅。这里，再次感谢李阳波、刘力红、徐文兵等老师的出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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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为，拥有一个健全公正的制度就拥有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和幸福的生活，那我们就高估了制度的能力和而低估了人的决心。制度是必要的，但仅有制度是不够的。制度能“管人”，但不能“治心”，这是制度的根本性局限。

 
有这么一个案例：一天，公司业务忙，下班后仍有不少员工在埋头苦干，此时天色已晚，于是，部门经理亲自掏钱买来盒饭，大家用餐之后，工作更加来劲了。事后，大家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决定设立一个制度：日后，如有类似情况，由公司统一购买派发给继续加班的员工。然而，当员工再次拿起盒饭，还没吃就开始抱怨：“这叫菜么，是人吃的吗，喂兔子差不多。”这时，大家再也没有之前的劲头了。我想，这很是值得我们玩味。

 
另外，有些东西制度是不能规定的。例如，我们可以要求学生上课不许睡觉，不准交头接耳，但制度不能规定学生必须认真听课，这种规定是可笑的。学生可以守规矩地“看”着黑板，但此时可能心不在焉，魂不附体，“不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不等于认真听课。可见，在“心”这一形而上的层次，制度是无能为力的。治心须用心。一个国家，一家企业，除健全的制度之外，安人之道才是根本。

 
中国先哲早就意识到了“心”的重要性。“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 《孟子》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管子》 ）。此类论述在中国古籍中比比皆是，这里不作赘述。对中国历代执政者来说，如何使天下归心，这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时至今日，“得民心者得天下”依然是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关键依据。

 
这里，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最终选择儒家而不是法家或其他。法家能富国强兵以“打”天下，却不能安心乐民以“治天下”。法家设想一个纪律严明，赏惩为准的有序社会，但这仅仅是好生活的条件，此时，生活还没有开始。重要的是，人们并不愿意被法律和纪律所规训，心总是活的。有时，人们或许会遵纪守己，但这并不意味着“接受”，可能是，此时此地，根据现有的“游戏规则”能更有利地获取更大的利益。心向往的是利益，而非规章制度。

 
法家没有给出“治心”的有效方案，真正提出治心方案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老子的方案是极端的，他希望通过“灭心”以治心。“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虑，民复考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道德经》 ）。老子试图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解决“心”的问题，但代价太大，因为一个无心的生活将是穷极无聊的。这注定要失败，谁能忍受一辈子的无聊。

 
不同于老子的消极，儒家方案是积极的，他希望通过“复礼”来改造心灵。众所周知，儒家尤重礼仪，特别是伦理规训，强调习礼修身，以便更好地管理心灵。不过，儒家设想终究令人失望，原因在于：1，相较于高尚道德，人们对蝇头小利更感兴趣；2，儒家注意到了美好情感符合心灵渴求，但“心”须通过生活去滋养，而不是用“礼”来规范；3，后世儒家将“礼”改造成森严的等级制度，限制了心灵自由，这就背离了礼的根本精神，也违背了治心的初衷。

 
周朝灭亡之后，天下分裂，诸侯争霸，战火纷飞，百业荒芜，民不聊生，此后，思想家更关注天下的治乱，统治者更关心政权的稳固，从此，中国政治偏离了周的政治设想。先秦百家在不同角度继承了周思想，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没有深得周思想的精神。后周政治关心的是政权与治乱，而周政治关心的是百姓的健康与幸福，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境界。

 
如何治心，周给出了一个极富创造且极其高明的方案，按赵汀阳语：“把家做成天下，同时，把天下做成家”。周的确洞悉了人性，它敏锐地察悟到：心需要呵护，而心最渴求的便是“安”，心需要一种依靠，而人生之中最大的依靠便是“家”。无论境况如何，“家”永远不会抛弃我们，有了家，就有了分担，有了家，就有了情感的寄托，心灵的归属。然而，严格意义上的家是狭小的，“家”需要外推，以满足心“安”的要求，于是，我们中国人到处称兄道弟，讲究哥们情谊，力求人际和谐。心安缘于家安，家安缘于国安，国安缘于天下安，这便是“家-国-天下”这一中国式伦理推进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根据。为什么我们倡导“爱家、爱国、爱天下”，为什么我们常以大局为重，为什么我们愿意为国家、为集体而牺牲个人利益，正是因为我们要维护一个让心安的家，让家安的国，让国安的天下。（以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来叙述中国就完全错了，中国人可以团结得令人惊叹，也可自私得让人绝望。）家是小的天下，天下是大的家，这样，世界在情感上就牢牢地“拽”在一起，也使得“和”理念成为可能。

 
直到今天，对于家，我们依然有着如此强烈的、难以割舍的情怀，不得不承认，周的“家”策略的确是卓尔有效的治心之道，它似乎毫无抗拒地为人民所接受。与诸家方案不同，“家”不仅满足心灵渴求，同时导向了卓越生活，这是周策略得以成功的关键。后来思想家过于重视天下之治乱，无论是“灭心”还是“修心”，都导致了心之死。心之死意味着生活之死，生活之死意味着政治失败。

 
如今，世界已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治心”依然是重要的思想命题，它不仅是一种政治需要，同时关乎幸福生活。有序社会是幸福生活的必要前提，健全而公正的制度是有序社会的保证，但制度化的生活是反生活，这点不得不察。制度不能治心，治心须制度之外予以人性关怀。家策略是有效的治心之道，但只是“之一”。人心是微妙的：人心很难改变，但说变就变，人心不容易满足，但深知知足而长乐······人心不死是“危险”的，但人心之死却是有害的，我们就是在这种悖论中创作心所向往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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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表于 中思网 ，2010.11.25

链接：SINOTH/LeungTong

 
传统文化的新生不是靠”复兴”，而是靠”创造”。”复兴”把思想的落脚点限定在”传统文化”本身，这就限制了思想的幅度和创造性。”复兴传统”需要给传统一个定义,但事实上”传统”是没有严格定义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也逐步变为”传统”。

 
重要的是，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关心”传统”是什么，关心的是”传统文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于是，思想的重心是构思”向往的幸福生活”。为实现幸福生活，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成分(思想，生活元素等)，而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幸福生活，这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不同取舍。“对生活的构思和实践”才是传承文化、复兴文化、创新文化的根本之道。

 
传统和现代之争没有意义。没有“传统”和“现代”之分，我们面对的不是“传统”和“现代”，而是一个未完成但又向往的生活和一些现成的或未成的生活材料——思想，理念，生活元素，生活方式等。

 
从根本上讲，文化就是一种生活，一种丰富动人的生活。古人在创造灿烂文化之时，绝不是为了所谓的文化、文明，而是为了生活更情趣，更生动，更丰富，更饱满，更有意思，更有意义。我们熟知的茶文化、酒文化、筷子文化、傩戏文化、敦煌文化、京剧相声等等，它们都是生活的产物，都是人民大众的一种生活创造。这些文化是他们根据生活“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因此，中华文化的新生关键是民众找回生活的感觉，创造幸福生活。

 
中华民族新的灿烂文化不能从某个特定的文化中“推导”出来，一个新的灿烂文化的方向不是由“已有文化”所决定的，决定它的是生活。我们只能根据生活的要求去创造出一个能为我们带来更大幸福生活的文化。一个灿烂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生动、丰富、感人的生活图景以及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