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栋﹝LeungTong﹞
目录：
一、作为利益博弈的高考
犬儒的应试文化 / 失焦的教育实践 / 失策的高考改革
二、作为资源配置的高考
基于博弈的制度设计 / 由人才选拨到资源配置 / 基于能力测评的分项加权计分模式 / 加权计分的若干考量 / 加权计分模式改变了什么
三、回归本位的教育
教育所不能 / 教育何为 / 教育何以改变命运
一、作为利益博弈的高考
1.1、犬儒的应试文化
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却也极其简单。按我们的教育实践经验，教育/学习，不过就是「学」所考的知识，以及「考」所学的知识。诚然，教育/学习，绝不可能限缩为考试本身，但是，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在绝大部分学校、老师、家长、学生的认知里，教育/学习就是考试。应试，不只是一项制度，而已然成为一种文化。当应试成为一种文化，它就不仅仅是一种教育现象，而是一种全民的思维方式与看待问题的态度。于是，教育改革举步维艰。
应试文化的形成，不能简单归因于「考试」这件事情。考试本应是教学实践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如今却被层层曲解，成为心理与身体的双重负担。考试本身没有错，考试的导向错了。诚实地，我们会怎样看待「考试」，以及我们是如何通过「考试」去看待一个人？为什么考试会让我们紧张，让我们惆怅？为什么我们不能轻松地谈论考试？实际上，在应试导向的教育场景里，考试异化为对一个人的好坏判定，而不是对前期学习的一种反馈。特别地，在一元价值模式之下，这种关于好坏的静态判定会不断地固化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包括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无论这些看法带来的是自信还是悲观，都不健康。因为考试，家长的焦虑、家长的碎碎念、老师不妥当的评价言论等等，都会给学生带来沉沉的压抑感。可是，这些都不是「学习」的初衷啊。我们到底在为考试而学习，还是在为学习而考试？
遗憾的是，学习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考试才是，我们为考试而学。学习并不能带来直接可观的利益，而考试可以。没有人会否认「教育是为了人的心智、品性等综合素养的全面成长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社会的教育逻辑起点是「阶层跃迁」与「利益分配」。如何在升学考试中考得更好的分数，抢占最好的学校资源，争取最有利的学位文凭，从而在日后的社会竞争以及利益分配中处于有利位置，这是家长们的教育逻辑，渐渐地，成为学生的学习逻辑。于是，我们关心的是如何以「最低成本」获得学业文凭、职业职称，以兑换必要的社会竞争力与经济利益。最低成本意味着一种最优的应试策略：围绕考纲，反复刷题。我们不能否认习题训练带来的益处，训练是必要的。我们需要关切的是，在应试场景里，很多训练其实是盲目的，并不符合认知科学，但却符合应试策略，为了能够做得对、做得快、做得准，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我们需要对考纲范围所涉及的考题集产生「肌肉记忆」。这种近乎「肌肉记忆」的学习训练，是考取最高分数的最优策略，但并不是关于人的「成长」的最优策略。
我们社会重视教育，重视的是通过教育（考试）实现阶层跃迁与利益分配，我们真的关心学习、成长、劳作与彼此成就吗？于家长而言，子女完成学业意味着一项任务的结束，以及另一项任务（抑或焦虑）的开始 —— 结婚生子。毕业后，家长大概不会鼓励子女多阅读、多学习，因为考试成绩不再是一项生活指标，加薪升职、结婚生子需要新的策略。不难发现，寒窗苦读与生儿育女是一样的逻辑观念：我们都在完成某种狭隘的、犬儒的日程表所定义的人生 ，与学习无关，与爱无关。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单线程的事务清单中，耗尽生活的动能。贫瘠的教育想象与生活想象，使得我们只能依据人手一份的「时间表」来走完千人一面的人生。人生不过是一份事务清单，而寒窗十年，唯一的任务就是读书，考上好大学。
应试文化的形成基础，来自没有主见、没有想象、没有感知力的生活实践。何谓应试文化，其实就是一种被动的、短视的、由别人所定义的、失去主体性的生活认知，可是，教育的目的，不正是为了改变这些吗？以应试文化为基础的教育实践，必然失焦。问题是，我们社会的教育逻辑和我们犬儒的、功利的文化逻辑相互匹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然失去教育反思的着力点。由于缺乏生活想象，缺乏学习兴趣 ，我们对教育的需求不出学历、考研/证、找工作。最后，如陈志武教授所言，教育似乎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师上课是为了谋生；学生上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规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是为了通过上一级的考试。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中国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①
1.2、失焦的教育实践
在一次教育论坛中，夏志宏教授讲到：每次GRE调整题型，中国学生的成绩马上直线下降，很多降到70%左右。等新题型维持了几年，大部分中国学生的成绩又回升到90%以上。可见，中国学生的考试成绩不能真正反映他们的数学水平，而只是训练成果的体现。这些学生中有很多并不真正对数学感兴趣，他们只是把数学作为一个出国的跳板。② 这并非个案现象。当教育被限缩为考试，当教育只是一种关系未来利益竞争的工具，在这一意义上，教育是无需赋予内容与精神的，它只是一种抽象的竞争形式：在某种规则下，以分数为导向，以分数定胜负。什么样的规则并不重要，我们总能在规则之下找到合适的策略，结果才是最重要的，进一步，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在这里，「学习」（过程）本身被弱化。当学习（心智成长）不再是第一位，我们所为之努力的就不是教育。如果愿意，我们也可以通过公平的抓阄竞赛获得分数，考取大学。可见，这是一种失焦的、错位的教育实践。
1.2.1、偏离教育方向，人们关于教育和学习的实践成为一种低效的内卷竞争
应试教育的真正问题，不在考试，而是学习的弱化。这有悖于我们固有的认知。因为应试带来压力，我们才如此发奋学习，学习理应是强化的。然而，当教育资源日益紧张，当社会竞争愈加激烈，我们以教育为之博弈的方式与程度也愈加极端。如今，我们用「内卷」形容当下的教育处境，每个人都深陷囚徒困境，经历着一场未经考察、未经反思的人生博弈。令人担忧的是，这般的内卷，已悄然延伸至幼儿教育。教育的内卷化，体现在一种低效的教育与学习模式。日复一日的高强度的刷题训练，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我们的知识记忆与解题思维能力，但是，当这种重复的低效的训练模式超过一定的界限，其边际效益便急速下降，因为，这并不符合认知科学与学习科学。
超强度的应试训练，在带来高密度的知识记忆的同时，也面临着快速的知识遗忘；熟练的解题技巧能应付紧张激烈的应试竞争，却未必能应对更加复杂的社会竞争，重复训练并不能赋予学生知识迁移能力；由于考纲与应试策略所限，学生的知识面变得狭窄，对知识的理解也愈加固化；此外，这种以追求标准答案为目标的思维模式，无形之中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杨照所言，我们不但在考试上努力追求标准答案，而且在生活的许多面向上，都有着对于偏离「标准答案」的恐惧。这份「恐惧」，消解了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周遭事物的热情。杨照认为，最可怕的是，这样的教育教出无法复杂思考的人。遇到问题，大家的直觉反应就是寻找一个方便的、简单的标准答案，而且习惯认定有标准答案存在。③ 这样的教育让学生付出惊人的时间与精力，却只学到课纲、课本提供的极少量之事，没有机会学到成人的关键能力 —— 自我学习的能力。④
其次，应试文化扭曲了教育与学习的原意。在《勇敢地为孩子改变》一书，杨照提醒我们，要写文章，别搞作文，两者是不一样的：「文章」是找到方法尽可能清楚、有效地表达自己所想的、所相信的；而作文已沦为「迎合之论」，无关自己的信念、想法、经验，而只需「用对的方法拼凑文字」。⑤ 这与夏志宏教授的观察如出一辙。用对的方法应试，往往得到理想的考试成绩，然而，这只是训练成果（应试技巧）的体现，却未必能真正反映学生的学科素养与兴趣。再如，家长希望孩子学习乐器，寄望器乐考级能增加应试优势，进而增加孩子的竞争机会。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在「混沌大学」系列课程上讲到：以学琴为例，98%的孩子的家长其实并不想让自己孩子搞专业，99%的孩子是没有搞专业的天赋的，他们只是业余学琴，但接受的却是严苛的枯燥的技术训练，结果一开始就扼杀了孩子的兴趣。周海宏认为，通过学琴热爱艺术，通过艺术热爱生活，通过生活体验幸福，这才是99.9%的孩子应该走路线，可惜很多时候我们都偏离了方向。⑥
1.2.2、透支学习兴趣，人们对于教育和学习的认知越来越狭隘
很多时候，如周海宏教授所言，钢琴考级训练让孩子们学了一门技术（弹琴），却恨了一门艺术（音乐欣赏）。内卷化的教育，机械化的题海训练，单一化的分数排名，无法有效培育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内在动力，相反，过度的应试训练扭曲了学习动机，透支了学习兴趣，造成不少学生身心疲惫、情绪低落、倦怠厌学、后劲不足。高考过后，我们终于可以把课本、把教辅资料撕个稀巴烂；到了大学，我们不必像以往那样刻苦学习，及格足以。失败的教育才会培养如此糟糕的学习态度与认知。现实是，在没有应试压力或利益驱动之下，我们真的没有学习的兴趣；在没有明确的考纲提示下，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学什么，如何学。 那我们教育在培育什么呢。
我们教育显然意识到繁重课业造成的不利影响。《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要求：严控书面作业总量、科学合理布置作业、作业难度水平不得超过课标要求、教师不得布置重复性作业、坚决控制考试次数、考试成绩实行等级评价，严禁以任何形式和方式公布学生考试成绩及排名、限制竞赛评优活动 …… 然而，这些措施也不能有效培育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内在动力，同时衍生了种种问题，我们教育显然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失焦的教育实践中，我们未曾在求索知识的过程中获得智识的愉悦，也从未让学生真正理解、体会教育/学习的意义。失焦的教育无法让学生拥有永续的自我学习的动力与能力。最后，如杨照所言：我们都失去了思考的习惯与思考的能力，更糟糕的是，这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我们从来不曾享受过知识、学习的乐趣，离开学校就不愿再追求知识、再学习，也就自以为是地剥夺了下一代「为了自己」去学习、去享受的宝贵机会。⑦
不能建立对知识的渴望与求索的乐趣，我们的教育将永远拘泥于「减负」的虚伪命题里难以自拔。在吴伯凡看来，过去的教育以折磨孩子为主，如今却走向另一个极端，盲目减负并不能让孩子产生学习的快感，因为这里没有一种必要的困难和挑战。吴伯凡认为，用这种方式（盲目减负）是没办法让孩子的知识有实质性的升级的，也很难让孩子喜欢上学习，因为这里没有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 发挥自己的智力克服困难和挑战，最后获得一种快感。⑧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考试、竞争，我们需要刻苦的学习与训练，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为自己而学，为享受知识与能力本身而学，尝试在解题、实践与挑战中获得智识的乐趣。唯此，我们教育中诸多疑难杂症才会迎刃而解。
1.2.3、透支生活动能，人们对于生命、生活的认知越来越偏执
近年，发生在校园的暴力案件、自尽事件频频见诸报端。在这些极端案例中，很多只是因为身边的一些小事，诸如：考试成绩不理想、考试作弊被发现、被老师批评、被家长批评、无法按时完成作业、家长期望值过高等等。研究表明，学习压力是中小学生选择自杀的首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学生自杀案件是由家长或老师没收手机引起。这令人费解，这般小事为何能导致学生自寻短见。杨东平教授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视角：在如此枯燥乏味、如此繁重的学习和应试教育当中，手机可能是这些学生休息娱乐、自我解脱和与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在现实中，他们往往找不到自信、得不到尊重，甚至经常受到老师和其他同学的排斥，但是，在网络世界当中，在游戏世界当中，他们或能找到自己情绪的出口，找到自己的价值和自信，并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当你把他们的手机扔到楼下的时候，就切断了他们和世界唯一的联系。⑨
所以，当学校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尤其要注重加强珍爱生命、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教育，使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阳光、向上、快乐成长」的时候，我们不免怀疑，这能好吗？如果这些最终只是兑现为一纸说教，校园悲剧只能是一遍一遍地重演。为什么学生不再珍爱生命，敬爱生命？问题是，应试当下，他们目光所及的人生/生命到底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孱弱的说教教育无法教会学生热爱生活、珍爱生命，贫瘠的少年生活无法滋养合格的心理人格。一个「空心人」不会感受生命，生命的贫乏感才是悲剧的深层原因。然而，教育不正是为了丰富一个人的生命经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盈么？我们教育让学生错失了什么？
1.3、失策的高考改革
我们相信，学校所提供的，必然是一套权威的系统的「知识」传授，在我们的教育设定里，学生是一张「白纸」，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角色。这是洛克的假设和主张，也是工业社会的教育想象。在工业体制之下，教育的职能就是培养善于「听从指令」的工厂工人，以提供工业社会所需的劳动力。同构地，学校就是一个工厂，一个生产学生的地方，这里通过各类测试来进行品控和区分。工业的特点是「标准化」，统一的入学时间、上课时间、毕业时间，标准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内容，学生 —— 作为毛坯材料 —— 进入教育流水线，经过系列标准化工序，成为一个标准件，以备市场/社会选择。标准件亦有好坏优劣，「高考」是最终的标准化测试，决定着这些标准件的最终流向。
由此，一直以来，高考被视为国家人才选拔的重要方式，通过标准化测试，为每一个标准件（学生）进行评分，依据评分对这些标准件（学生）进行排名，名列前矛者被送往更高层级的「工厂」（院校）继续锻造。显然，这是合乎逻辑的选拔策略，亦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近年，无论高考如何改革，这一基本思路从未改变。然而，这恰恰是我们教育以及高考的失策之处。每一个标准件，每一个人都有着其自身的本质的差异性，没错，我们需要通过标准化测试（高考）来判别这些标准件（学生）的差异（分数），问题是，依据这些差异（分数）所进行的最后的「分流」选择却未必是最优的。在单一的评价维度下，分数高者意味着更优的潜质（成才机会更大），而问题是，真实的社会、生产、生活需求却是多元的、多向度的。钢质工件与木质工件，L形工件与O形工件，我们无从判断他们的价值高低，因为缺少具体的必要的应用场景/条件。显然，我们可以按一个专业标准来判别同类工件（例如评判对象都是L形工件），但不能用一个标准笼统地判别所有类型的工件。人也是这样。
高考的失策，在于它用一个通用标准来衡量差异万千的学生。当然，我们可以无视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学生只是一个抽象的工件，在标准化测试之下，分数高的就是好的。然而，这里得到的好坏评价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高考的意义，不是赋予每位学生一个分数，而是为后续的人才分流提供更具体更精确的依据，以使得最后的人才分流，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是最优解。按目前的高考评价模式，每一位学生最终都会得到一个分数，然而，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分数得到什么呢？我们根据分数高低评定A比B成绩好，A比B聪明，A比B更有前途 …… 这样的评定，对个人，对社会有什么真实意义？我们并不能通过一个分数了解一位学生的特质、个性、天分、品格等等。学生也无法通过一个分数来了解自己，高考分数并不能告诉他们自己擅长什么，适合从事何种职业，应该如何提升自我。有评论质疑高考能否选拔创造性人才，更令我们失望的是，恐怕，高考连标准化人才都未必能选拔出来。
二、作为资源配置的高考
2.1、基于博弈的制度设计
综上，失焦的教育实践偏离了教育原意，成为一种低效的内卷竞争；它透支着人们的学习兴趣与生活动能，人们对于教育、学习的认知越来越狭隘，对于生命、生活的认知越来越偏执；失策的高考模式既不是最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不是最好的人才选拨模式。诚然，我们在改革。自2014年以来，《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4）、《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2018）、《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2019）、《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2020）等政策及指导意见相继出台，文件要求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及作业难度，控制考试次数与命题内容，严禁以任何形式、方式公布学生考试成绩及排名，并着力构建科学评价体系，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国家层面的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而现实是，教育内卷并未得到缓解，尤其「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普职分流更是提前加剧家长的教育焦虑与学生的升学压力。尽管政策设想美好，但家长和学生显然清楚地知道，高考的残酷性并不会因这些政策而改变，内卷化的教育现实让他们不得不为「应试」倾付所有。拼题量、拼时间、拼课外培训 …… 这是赢得竞争的必要方式。教育政策要求学校减负、淡化考试、降低课程难度，然而，学生仍然要面对竞争性极强的选拔性考试，这般矛盾，无疑让学生备考与学校教学更加迷茫，更加被动。另一层面，如今，崭新的教育理念层出不穷；教育媒介、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便捷；教育创新实践积极探索「教育公平」与「教育范式」的新可能。 相较往年，我们可触及的教育想象已无比深远。然而，这些教育理念与创新实践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文化土壤和制度支持。如果这些创新理念与实践不能与当下选拔性考试兼容，亦或，我们的选拔性考试不能支持这些创新理念与实践，教育创新也只能局限在一个较低的层次，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现状。
可见，「高考」仍是教育改革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高考是一个利益场，巨大的「场势」让任何人都无法逃逸其中。诚实地，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1）我们的社会文化在骨子里就是功利的，无法短时改变；2）高考牵涉着阶层跃迁等重大利益，人们无法忽视高考的存在，不得不为之倾付所有；3）利益博弈带来的动力，远远大于教育本身的动力；4）高考模式决定教学模式，以及家长、学生的应试/投资策略。因此，与高考博弈相悖的政策改革、教育创新都无力改变教育现状，甚至让教育实践更为扭曲。教育改革的成功，终究需要一个创造性的高考方案。这一方案，基于「教育原意」与「利益博弈」而设计，通过改变原有的势场，让「围绕考纲的反复刷题训练」、「有悖教育原意的盲目的教育投资」不再是最优的应试策略。关注「学习」与「心智成长」本身，培育求知求索的乐趣与能力，培养多元的、批判的思维意识，培育同理心，培育美学素养与劳动意识，这些素养的提高，在教育利益博弈场中，本应成为更优的博弈选择。
2.2、由人才选拨到资源配置
高考的核心利益是人的分流：依据高考总分，一部分学生分流至高层级院校，一部分学生分流至低层级院校 。这是实现阶层跃迁的极佳机遇。纵观历年高考改革，无论是「3+X」还是「3+文综/理综」，其核心都没有改变。近年推行不分文理的「3+1+2」模式，虽然增大了考生的选择面，但最终还是要决出最后的唯一的总分作为院校录取依据。尽管不同院校录取规则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基本遵循以下原则：1）按高考总分优先原则，确定考生录取专业；2）若高考总分相同，则参考考生专业志愿顺序、语数外成绩、选考科目成绩；3）若考生高考总分、语数外成绩均相同，且专业志愿顺序相同，则综合考虑考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及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简单来说，根据考生高考总分及相关参考标准，对考生进行排序，择优录取。
除考生考分排序外，还有一个隐性的排序：志愿选择排序。考生在报选志愿时，会在「选学校」和「选专业」之间综合考量，其依据便是「院校排序」和「专业排序」，显然，不同专业在未来就业机会、职业前景、薪酬待遇等方面都不一样，而不同院校更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序：双一流、985、211院校，普通一本院校，二本院校，职业院校等等，这些等级不同的院校之间，无论是教育资源、师资力量、教学水平，还是学位文凭的含金量，都有着明显的高低之别。高考人才分流其实就是两种排序的相互匹配。
这样的排序匹配，遵循着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最好的学生分配到最好的院校、最好的专业。从人才选拔的角度，这无疑是最合理的配对策略；从个人竞争的角度，这无疑是最公平的一种录取方式。在理想的情况下，这样的配对方式自然是最优解。但问题远非这般简单。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假设男a和女a擅长舞蹈A；男b和女b擅长舞蹈B；男c和女c擅长舞蹈C；男d和女d擅长舞蹈D。显然，最佳配对应该是：男a和女a，男b和女b，男c和女c，男d和女d。然而，现实的配对方式是：用一个通用的标准来衡量男舞者，给男舞者排序（假如 d,c,b,a）。同样，给女舞者排序（假如 a,b,c,d）。配对的结果变为：男d和女a，男c和女b，男b和女c，男a和女d。显然，这不是最优的配对结果。尽管这一通用标准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提供舞者舞蹈水准的一般评价，但这样的方式无法辨识每位舞者更擅长何种舞蹈，也就无法为后续的匹配问题提供全面而精确的依据。现行高考模式同样存在着这般问题。
虽然，高考录取越来越强调「综合素质评价」，「3+1+2」模式也为考生提供了更多的学科组合选择，但现行高考模式终究无法准确刻画考生的能力水平及特点，「综合素质评价」在院校录取时，也只是末位参考因素。另一方面，如何评定「差学生」呢？如果我们认可「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那么所谓的「差学生」也许只是「放错位置」的好学生。教育应懂得洞察不同学生的不同特质，不同潜质，并加以挖掘、培养。但是，现行高考模式是以「人才选拔」为基础思路而设计，其局限在于，始终是以一个通用标准来评定所有差异万千的学生，把差异万千的学生置于一个线性的单一维度里进行比较排序，如实践所表明，这里不可能有突破性的改革空间。实际上，高考不只是一个「人才选拔」问题，它更是一个关于「资源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隐含着「多元」、「非线性」、「优化」等综合向度。因此，我们需要把高考作为「人才选拔」的问题，置换为「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
2.3、基于能力测评的分项加权计分模式
如果高考是一个关于「资源配置」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来重新设计何谓最优的高考模式。高考的实质是考生/人才的分流，如果我们承认考生/人才的天赋具有多元性与差异性，并假定大部分考生是有待放置到「正确位置」的具有可塑性的人才资源，那么高考改革的实质是一个关于考生/人才资源的「优化」问题。考察当前高考模式，无论是「3+理综/文综」模式还是「3+1+2」模式，最后我们还是依据唯一的高考总分来决定录取次序，都无法做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假设一种情形，考生A语文100分、数学140分，考生B语文140分、数学100分，两者总分一致（且不考虑其他科目得分），但所擅长的领域方向显然不同，依据总分录取，可能出现偏理专业录取了考生B，而偏文专业录取了考生A。假设另一种情形，考生C文言文阅读5分、现代文阅读15分，考生D文言文阅读15分、现代文阅读5分，两者总分一致（且不考虑其他考项得分），然而，一个需要扎实的文言文功底的专业Y，无法根据这样一个「总分」辨识出考生D是更优的录取选择。这就是当前高考模式的根本局限。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首先要对每一位考生进行精准定位，同时，每一个专业要对本专业的能力要求进行精准定位。
高考改革总是在「3+X」科目选择上摇摆（时而3+大综合，时而3+文综/理综，诸如此类），这决定着现行高考无法摆脱固有之藩篱而获得新突破。高考改革需要新想象。首先，高考需打破「以学科为单元」的考察方式，改为「以能力/素养为单元」，也即，不以语文、数学、外语、物理等科目为考察对象，改为更加具体的能力测试（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空间思维能力、几何分析能力、实证分析能力、建模能力、应用分析能力、知识迁移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口语表达能力、论述类文本阅读、实用类文本阅读、现代文学阅读、文言文阅读、诗歌鉴赏 …… ）以及核心知识的考察。
相应地，各院校各专业的投档录取，不再以文理区分，而是根据自身的专业特点，对高考所考察的各个能力测试项目进行权值设置。显然，不同专业对这些能力测试项目的权值设置是不一样的。不同专业因其自身特点不同，对不同能力素养的要求也不尽相同，粗略地说，古代诗文阅读在考古学、历史学、文学等专业或是一项重要的能力，但对理工科专业而言，就不是那么重要。其他亦此。因此，在考察学生的时候，这些不同的能力测试项目之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可以通过权值来体现。一份考卷由不同小项组成，不同小项考察学生不同的能力素养或核心知识，以往，这些小项对不同专业而言都是平等的（权值皆为1），现在，不同专业根据自身的特点，给这些小项设置不同的权值。例如，语文考卷阅读部分设以下小项：论述类文本阅读、实用类文本阅读、文学类文本阅读、文言文阅读、古代诗歌阅读。M专业偏向论述文本和实用文本考察，而N专业偏重古代诗文阅读，那么M专业对语文阅读小项（题目）的专业加权值或为 [ 2、2、1.5、1、1 ]（举例） ， 而N专业则有所不同 [1.5、1、1、2、2 ] （举例）。再如，传统工业相关专业可能对微积分等领域的知识要求更高，编程类专业可能更看重数理逻辑等方面的分析能力，建筑专业或许更重视考察学生的空间想象和几何分析能力，如此等等，这些专业对不同的数学素养考察项目的加权值也将有所不同。这些分项加权值在总分计算时得到相应体现。
在新的高考模式下，考试过程与以往考试没有太大差别，评分环节并无不同之处，但是，最后的计分方式有着本质的差异。以往，所属科目的每个小项的得分相加得到科目分数，科目分数相加得到高考总分，最后根据高考总分高低进行投档和录取。新的计分方式是一个矩阵的加乘：一位考生的各项能力测试项目得分 [ X1、X2、X3、… Xm] 乘以各项能力测试项目的加权值 [ Yn1、Yn2、Yn3、… Ynm] ，其中，Xm 为考生第m项能力测试项目的得分，Ynm 为 Yn专业 对第m项能力测试项目所设置的专业加权值。加乘结果同样是一个矩阵 [ Z1、Z2、Z3、… Zn] ，其中，总分 Zn 为该考生对于 Yn专业 的高考得分。可以预见，同样的考生，同样的考试，得到的是n个不同的高考总分。考生A，在Y1专业（比如某数学专业）的评定（加权设置）下，总分600分，但在Y2专业（比如某文学专业）的评定下，却可能是500分。某考生B、C，按原计分模式可能总分相同，但在加权体系下，不同专业的评定总分却可能不一样。这些「不一样」，意味着Y1专业比Y2专业更适合考生A；意味着考生B比C更适合某种专业，而考生C比B更适合另一种专业。
显然，这样一个总分矩阵比传统的单一总分蕴含着更加丰富的信息。首先，对考生而言，他可以知道自己在哪些专业领域具有更强的可塑性和竞争力。以往，考生只能根据自己的单一总分与预估的分数线进行盲选，考生对所选专业是否适合自己并不了解，对自己擅长何种专业也无从知晓。在新的评价体系下，对总分矩阵进行排序，最高分 Zn-max 意味着该考生在 Yn专业领域具有更强的未来竞争力，以及选择Yn专业是当前高考博弈下最具优势的选择。由此，考生可以根据总分矩阵中最高的若干总分来选择自己将要投档的专业和院校。理想的情况下，考生的兴趣（优选志愿）与这些最高总分所对应的专业及院校重合。其次，对招生院校及其专业而言，他们可以知道哪些考生在该专业领域具有更强的可塑性，更有成才的可能。以往，招生院校只能假设这些考生是无差别的毛坯材料，高分考生擅长任何专业，但事实显然不是。在考分信息有限的情况下，招生院校只能据此盲选，而「分项加权计分」模式提供了更有价值的考分信息，不同院校的不同专业可以选择录取在本专业权值下的总分最高的考生，这些考生在基础能力/素养上显然更能适应本专业的要求。
综上，「分项加权计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考生与招生院校之间彼此盲选，它依然是一种具有竞争性和选拔性的考试，为所有考生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但它提高了「人才选拔」的选才精准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分项加权计分」模式不再以「一种眼光」、「一种标准」来评判考生，相反，它以「各种专业的眼光」来评价一名考生，它得出的结论不是考生A和考生B「谁强谁弱」，而是考生A和考生B各自「更擅长什么领域」、「更适合什么专业」。以往的高考模式是一种 difference in degree 的评价体系，而「分项加权计分」模式是一种 difference in kind 的评价体系：它以多元标准来评定学生的能力；它不以「好」「坏」评定学生，而是设法发现学生的「差异性」与其所擅长的方向；它为学生提供了关于未来专业方向的评价及建议，同时为院校选才提供更丰富的维度、更科学的依据。
2.4、加权计分的若干考量
2.4.1、能力测评与科目测试
当前的高考模式是以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历史等科目作为考评单元，如上述分析，成绩好、总分高、理科好、英语好等等，都是空泛的评价。这样的评价不能为学生精准画像。以学科科目为教学单元与考评单元，这有利于各项教学事务的组织与开展，在实践上，可操作性更强。但是，在跨领域、跨学科对话越来越强的今天，这样的一种知识划分，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学生的知识认知，也不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深度，渐渐地，我们的教育实践变成以应试为中心的知识堆砌，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知识构建。知识堆砌的教育无法培养学生拥有更强的知识迁移能力，迁移能力一定是基于知识的「构建」。近年备受关注的基于项目的学习模式（Project-Based Learning）虽然仍有一定的不足和局限，但是，它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知识构建，所以它更有成效。
我们可以参考一个正在实践着的教育创新案例。Minerva大学成立于2012年，他们将教育聚焦点从传统的「内容」传授转移到「核心技能」与「思维逻辑」的培养。Minerva大学没有传统的基础学科设置，没有一个只教化学的化学学院、没有一个只教物理的物理学院，他们实行的是跨学科教学，重视学生概念的运用和思维习惯的培养。为此，Minerva大学为第一年的所有新生设置了四门基石课程，分别是：形式分析（Formal Analysis）、实证分析（Empirical Analyses）、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s）、多元模式交流（Multimodal Communication）。这些基石课程旨在训练学生的理性思维、逻辑分析、数据分析、复杂系统分析、高水平阅读、写作表达、沟通协作与辩论，以及如何运用学科知识和科学方法对猜想进行试验和论证，他们相信这些「能力素养」比传统学科课程更为基础。也许，Minerva大学的课程方法在中等教育阶段难以实施，在中学阶段，以传统科目为教学单元更符合现实，但Minerva大学的启示在于，教育赋予学生的，最重要的，不是知识的堆砌，而是「核心能力」的养成，这些核心能力在后续的学习、研究、工作、生活中将起到关键的基础性作用。
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学阶段的大部分知识都会随时间被渐渐遗忘，这并非坏事，尤其在网络资源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查询自己所需的信息和知识，也可以寻找自己所需的系列课程来学习，大量的「死记硬背」变得毫无意义。在互联网时代，教育显然需要调整策略。我们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是，高考需要考察学生这部分终将被遗忘的知识吗？进一步，这部分知识还须列入中学教学课程吗？中学阶段，学生需要建立一个基础性的、较为完整的知识视野/结构。这部分知识虽然终将被遗忘，但作为基础知识结构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学生在中学学习阶段仍需学习掌握。即便遗忘，在后面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若有所需，这部分知识会被唤醒，有了基础，再次学习时也容易得多。可见，这部分知识仍需作为学习和考核内容，但是，这部分知识的考核应纳入合格性「学业水平考试」，而不宜纳入选拔性的统一高考。
学业水平考试主要衡量学生是否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习要求，其测试成绩作为学生毕业和学力认定的依据。学业水平考试以传统科目为考核单元，侧重知识性测试，而统一高考应侧重学生的能力测试。知识容易遗忘，但能力素养一旦养成就不太容易失去，因此，能力素养的测评结果，可以更好地评估一个学生的未来学业潜力和方向。每个学习阶段，学生都需通过基础性的学业水平测试，并在学习过程中沉淀为某种「能力」，为统一高考做准备。我们教育需重新评估各类知识在不同阶段的意义，哪些知识只是作为基础性的学业水平测试，哪些知识是未来高等教育阶段的必要基础，这些核心知识与核心能力作为高考考察内容，将被赋予不同的专业加权值，纳入加权计分模式。教育应当让学生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成长方向，以及所需的核心能力与核心知识，并教会学生如何适当处理各类知识在自身知识结构中的位置。
2.4.2、权值评估、政策加分、综合素质评价
在「分项加权计分」模式下，专业加权值需要多重评估。1）权值体系应体现不同专业的差异性，以便更好地甄别在本专业领域更具潜质的学生；2）权值体系应体现不同学生的天赋和特点，鼓励学生发挥天赋优势，而不是通过无限刷题来建立应试优势，不同的权值体系意味着不同的博弈/应试策略，「分项加权计分」模式下的应试博弈应尽可能减少无谓的内卷竞争；3）权值体系鼓励学生根据自身特点有策略地学习，这可能造成某种严重的「偏科」现象，考生可能会放弃学习某些权值较低（应试策略中，对总分影响不大）的知识/能力，因此，权值设置应综合平衡各项知识能力的权值分布。
近年，高考加分政策备受诟病。虽然学科竞赛、体育特长等加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校招生制度的某些缺陷，但是，高考加分政策本身存在着一定的不公平性，特别是，加分政策加剧了教育内卷。在「分项加权计分」模式下，加分政策有着更灵活、更合理的调整空间。由于不同的专业Yn对应着不同的总分Zn，这些特定的政策加分可以只加在某些特定专业的总分之上。例如，奥数竞赛加分只能叠加在数学相关专业的总分上面，体育特长加分只能叠加在体育专业的总分之上。某考生在奥数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其数学能力，若其选择数学相关专业作为未来发展发向，则在数学相关专业的高考总分上叠加一定分数，以体现其数学能力；若其报选其他非数学相关专业，则无此项加分，因为在其他专业领域，其他方面的能力可能更重要。显然，这样的加分政策更加合理。重要的是，这避免了为加分而竞赛的现象，有些考生并没有特别的数学天赋和数学兴趣，他们只是通过大量训练和应试技巧而获得名次，而且奥数仅仅是他们的一种应试手段/策略，这样的加分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其他类似的学科竞赛也是如此。
此外，「分项加权计分」模式也为一些专项能力考察提供了更加灵活的操作空间。比如，口语水平测试在外语、播音、外贸等专业获得较高的加权值（或加分），在其他口语能力要求较低的专业则获得较低的加权值；乐器考级、比赛奖项加分等只在音乐相关专业获得较高权值（或加分），纳入加权计分模式；其他艺术类、体育类专项测试亦是如此。如有可能，可以有更多的专项能力测试/评价纳入「分项加权计分」体系。这些专项能力测试/评价为招生院校提供了一个考察特殊人才的新维度，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在一个统一的评价框架内进行的，这些专项能力测试成绩纳入总分，而不是总分之外的一个参考维度。可见，「分项加权计分」模式是一种扩展性更强的评价体系，它打破了文理之间的区隔，也打破了普通考生、体育生、艺术生之间的区隔，它在可量化的知识能力测试的基础上，纳入了更多维度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专项能力测试都是在各自的专业维度上开展的，对其他专业维度影响不大。比如，乐器考级不会对所有学生都造成压力，这避免了乐器培训及考级方面的无谓的内卷。如果家长、学生对其未来的规划不在音乐领域，那么盲目报读乐器培训班就是一个坏的应试策略，除非兴趣使然。综上，「分项加权计分」模式在「综合素质评价」方面亦有着更多元的想象空间，更精准、更客观地刻画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情况。
2.4.3、模块化考试与预约考试
为实践上的方便，这些核心知识及核心能力测试，可参照以往的以传统科目为考评单元的模式组织开展，也可以采取模块测试的方式开展。根据测评能力的类型结构不同，对所需考察的能力测试项目进行模块归类，例如，分析能力模块（考察逻辑思维能力、空间抽象思维能力、几何分析能力等）、知识应用能力模块（应用类题目、数学建模能力等）、语言表达模块（各类写作、各类阅读），诸如此类。模块归类只是为了方便考试过程的统筹管理，与传统的科目考试类似。
模块化考试打破了传统的科目限制，也因此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如条件允许，是否可以实行一种预约式的考试模式。比如，某考生需要参加N个模块的能力测试，他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身心状态、备考程度、考试策略 etc），选择第一天考哪些模块，第二天考哪些模块。每位考生都可以自由选择，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预约各个模块测试的场次。进一步，可以规定每位学生拥有N+3次预约机会（举例），也就是说，考生在参加完N个模块测试后，可以选择不太满意的3个模块再考一次，或选择最不满意的1个模块考三次，考生拥有充分的选择权。一方面，避免考生因身体状态、心理状态不佳而发挥失常，留下遗憾，若干重考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考生的最终成绩能反映其真实的能力水平；另一方面，重考机会限制在一定次数和一定时间内，确保考试的公平性，同时，仅有少数重考机会，考生需要策略性选择，并重视每一次考试机会。
以上设想仍不太成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将面临诸多难以预知的复杂问题，如何真正落地仍需反复考量。比如，如何确保同一模块不同场次的测试难度基本相当；如何统筹如此大规模的考试场次安排，数字化系统及智能算法能否敏捷满足考生预约需求；考试时间将被延长，考试场地的需求量变得更多，而实施成本如何控制 …… 不过，这只是考试形式的选择，并不影响「分项加权计分」模式的具体实施，而且，但愿这些理想化的设想能抛砖引玉，让我们的高考模式有更多的可能性。
2.5、加权计分模式改变了什么
首先，「分项加权计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学生之间的竞争压力，它没有降低学习要求和考试难度，也没有回避竞争、分数、排名，它是通过让学生「发现自己」、「成为自己所骄傲的自己」来消解竞争压力。按传统的考试模式，学生A、B是在一个单一的评价体系下，根据考试分数来判定彼此的能力高低，显然，总有人高分也总有人低分，这种竞争是一种零和关系。在「分项加权计分」模式下，对于Y1专业，学生A的总分比学生B高；对于Y2专业，学生B的总分比学生A高。这时，他们不是零和竞争关系。学生A不必因为学生B的Y2专业总分比自己高而沮丧，因为自己在Y1专业比学生B更有优势，他们可以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从而建立一种真正的良性竞争关系。这时，分数和排名不会给学生贴上粗暴的标签，也不会对学生造成太大的压力，当我们找到自己的天赋与优势，才有足够的底气因应周遭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学业压力与生活压力。
「分项加权计分」模式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评价体系，它以各种眼光（维度/标准）来考察学生，它尊重每位学生的个性与才华，更重要的是，权值体系让学生的兴趣、个性、天赋、才华成为制度下的一种优势，每位学生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学业方向和应试策略，不必随波逐流盲目报读各类不适合自己的培训班，假「素质教育」之名而定义/设置的所谓「特长」不再是应试博弈的绝对优势策略。以往，每个科目每一小项的得分都会影响一位考生的考试总分及最终排名，因此，考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应付那些弱势科目以及诸多偏门的知识，这些弱势科目与偏门知识很多时候与考生未来学业发展方向没有太大的相关性，实际上，这是一种无谓的内耗，不时地消磨着学生的时间精力与学习热情。没有「方向」的勤奋不是一个好的学习状态。为了能够做得对、做得快、做得准，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围绕着同样的题型，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反复训练，习惯于临时抱佛脚，考试前把书本和试卷来回刷几遍，然后一考完就忘得一干二净，这种高效的应试方式、低效的学习方式不应得到制度性的鼓励（成为博弈优势），相反，它应当是博弈的下策。理想的教育让学生聚焦于自己的兴趣与天分，围绕自己的学业方向不断构筑、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及核心素养，更专注、更聪明地学习。
在「分项加权计分」模式下，平庸未必能得到最终的理想成绩，每位学生都需要通过不断地测试来了解自己，找到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并在某种权值下找到自己的应试优势。这时，考试不是为了评定学生的能力高低，而是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1）哪些能力是自己所擅长的，哪些能力是自己所欠缺的；如何根据自己所擅长的能力建立优势策略，选择自己的优势学业方向；2）自己所选择的优势学业方向中，哪些不足必须补强，哪些能力可以适当放弃。这里，考试是一种积极的正向反馈。「分项加权计分」模式鼓励学生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一般来说，一个人所喜欢的往往是他所擅长的，而他所擅长的也往往是他所喜欢的，越是喜欢、越是擅长，越是深入钻研，他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就拥有更宽广、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在高考中建立更大的优势，考取自己所喜欢、所擅长的专业。这是一种正向激励。教育学家卡尔·罗杰斯在《自由学习》一书中提出有意义学习的四个方面：1）个人的卷入程度，整个人的身心都成为学习的一部分；2）自我主动投入，学习、探索的愿望来自内心；3）具有渗透性，引起了学习者在行为、态度，甚至人格上的改变；4）学习者清楚地知道学习内容是否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是否恰好填补了自己的空白。⑩「分项加权计分」模式试图为有意义的学习提供一种制度性的支持。
让学生聚焦于自己的兴趣与天分，并在求索知识的过程中获得智识的愉悦，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培育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并让学习成为一种内在的动力。让学生具备挑战智识的勇气，让学生去经验「通过发挥自己的智力克服困难和挑战，最后获得一种快感」的过程，让学生意识到真正的快乐来自创造性的劳动，挑战智识、创造价值能为一个人带来存在感和自我效能感，以上才是「教育减负」的关键之道。一位Minerva大学的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当教育变成打开思维枷锁的工具的时候，它也就不再是上课那么单一，它可以变成你生活的一种习惯。当教育变成了生活的一种习惯之后，它也就自然有趣了起来。在Minerva大学，她看到过很多同学压力大，但是她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学生因为「学习」的压力而有过情绪上的低潮甚至崩溃。⑪ 试图通过降低学习要求和考试难度来达到减负目的，终将被证明是一种不明智的妥协，一着不慎，满盘皆输。通过制度设计，改变博弈势场，避免系统性的同质化的恶性竞争，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内卷局面，学生才能释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好好生活，好好学习。丰富的少年生活才能滋养合格的心理人格，培育更有潜质、更有生活创造力的现代公民。
最后，分项加权计分为「教育大数据」提供一种新的想象。由于「分项加权计分」模式是以能力/素养为考核单元，对所有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空间思维能力、建模能力、知识应用能力、表达能力、阅读能力等各项细分核心能力，以及各类核心知识的全面考察，我们得到的是基于核心能力的测试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每个年龄段的人才结构、能力水平，为后续的教育战略、课程改革、教材调整、师资培养等方面提供具体的详细的科学依据。通过对各项能力测试成绩的统计分析，可以知道这届学生的各项能力水平处于什么位置，是否满足国家战略/区域战略的发展需求，是否具备未来城市发展、产业升级所匹配的能力，如不满足，未来中等教育在课程、教材、师资等方面该如何调整，接下来的高等教育需要对这批学生设置什么样的课程加以强化。基于能力测试得到的数据/分数，显然比传统的科目成绩/分数更有价值。
这些数据，甚至可以作为各院校本科教育成效的评价依据。比如，可以参考美国的「CLA+」测试，采用增值模式（Value Added Modeling），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表达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通用能力进行测试，将本科生入学时的成绩（输入）与接受本科教育后的测试成绩（输出）进行比较，两者的能力差值作为评判本科教育成效的依据。每年本科毕业生进行同样的能力测试，其成绩与高考成绩比较，两者的能力差值作为该院校的本科教育成效的评价，这比就业率更能体现一所高校的教育水准。这一「能力差值」亦可作为学生填报高考志愿时的一个参考要素，一所高校要吸引更好的人才，它就必须重视本科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服务。
三、回归本位的教育
3.1、教育所不能
高考改革的每一轮讨论都会戳中我们社会的敏感神经。我们是在一个名叫「高考」的社会游戏中学习的，游戏规则的改变意味着利益机会的不确定。于是，「教育公平」成为议论的焦点。如果说，教育是一种利益竞争的工具，或者，一场逐利的社会游戏，那么高考作为游戏规则，它或许是公平的。但问题是，教育首先是关于人的心智成长。如果教育只是提供了可以公平竞争利益的机会，却无法培养能够在认知、智识、品格等层面接受未来挑战，并带来积极社会改变的现代公民，教育的意义何在？一个错位的、失焦的教育还可以称为「教育」吗？一个坏了的蛋糕，无论如何平分，都没有意义。社会不公并非由教育制度造成，其根源在于社会机制、文化观念等种种复杂因素，因之，不能忽视社会生态而绑架教育，不去解决系统性的社会不公而试图借用一个「独木桥」来敷衍了事。如刘云杉教授所言：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某种角度，如同月亮从属于太阳一样，是社会结构决定了教育制度，教育很难去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所以也不应该被异化为利益分配的工具、阶层逆袭的杠杆。⑫
教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把社会公平寄望于高考，很可能是一种坏的幻想，因为这加剧了教育内卷与社会内卷，造成了教育的错位、失效，失败的教育无法造就卓越的公民，也就无法为解决深层次社会问题提供智识层面的人才支持，深层次社会问题无法解决，便只好「千万大军挤独木桥」，如此反复，公平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事实上，我们怎么能寄望「独木桥」来解决公平问题？
同样，高考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命运。通过高考，考取更好的大学，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与人脉资源，拥有更好的学业文凭，进而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前景，这是改变命运的现实途径。然而，现实不尽人意。在豆瓣的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小组，一群所谓的 985、211的「失败学子」在这里分享着各自失败的故事，应试的成功似乎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在知乎，一个「为什么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很多混得比较差？」的帖子同样引起了广泛讨论。其实，无论是「知识改变命运」还是「学习无用论」，这些观念都深深植根于犬儒的功利的应试文化。应试文化幻想着一种一劳永逸的美好生活。这是上一辈人「铁饭碗」思想的延续，只要挤入好单位就可以过上安逸的好日子。然而，今非昔比，学业文凭并不能提供一劳永逸的竞争优势，依据人手一份的「时间表」来走完千人一面的人生也未必幸福。
在一篇名为《教育的问题》的评述文章中，作者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全球工业化和信息化带来的技术移民红利，以往教育所培养的工人、工程师、经理和知识白领更多地参与知识和技术的「运输」，因其迎合了当时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增长，教育投资得到积极回报。而今，随着技术转移红利的持续下降，「运输」的边际收益正在减少，教育投资创造的增长受到限制。以前的大学生只要在本科阶段习得一定的知识和技术，顺利获取学位文凭，便可得到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青睐，然而，如今的大学生凭借这些知识与技术已不具有足够的竞争力，他们需要创造新的价值，而不仅仅是知识和技术的「运输」。⑬ 当本科文凭贬值，毕业生需要更高的学历文凭来赢取竞争力；当教育投资不尽人意，未雨绸缪的家长们在幼儿阶段便开始「抢跑」（赢在起跑线）、「卡位」（抢占更好的公共资源），在高价位的学位房、培训班等方面进行投资。教育开始内卷。
问题是，内卷化竞争依然没有解决「创造新的价值」这一新命题，我们的教育依然没有办法培养学生创造新的价值。我们或许不认同这般的教育制度与高考制度，却又不得不妥协于应试的现实，我们常被告知，不管愿不愿意，不管喜不喜欢，形势比人强，我们要学会妥协，学会逆来顺受，这就是唯一出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可以将考试视为试炼，学习如何通过试炼，得到人格与能力的成长。对此，杨照提出两点疑问：第一，我们为什么要设计出一种教育制度，不是从正面让孩子学习、成长，而是从负面让他忍耐，才获得人格与能力的成长？第二，让孩子在教育过程中，长期压抑、忍耐、应付考试，就算因为这样得到了人格与能力的成长，他们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换来这样的成长？划得来吗？⑭ 杨照提到了「机会成本」：如果我们的孩子，不用将精神、时间耗费在应付这些考试的话，他们的精神、时间可以换来做什么、学什么？他们丧失了怎样的机会，可以学到更多、成长得更丰富？⑮ 应试夺走的是生命成长的机会。
3.2、教育何为
教育，关乎生命的成长。教育改革，须让教育回归本位。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所谓教育，是人与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的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让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教育，有着一种「精神体认」的财富，让人具有第二天性。⑯ 这意味着，教育的使命在于培育年轻的一代：1）如何认识世界（知识/思维/思想）；2）如何参与社会（协作/同理心/公民意识）；3）如何认识自己，以此获得生命的成长（自由）。
应试教育并没有传授真正的知识。杨照认为：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所提供的，仅仅是「资讯」，而不是「知识」。在应试教育里，学生需要的，都是非常低阶的「什么是」、「是什么」的答案，这种答案，根本就不是「知识」，而只是「资讯」。⑰ 失焦的教育，限缩了知识的想象，我们只看到知识的功利性的一面，却没有意识到知识关涉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不只是通过生理感官来感知世界，我们终究是通过「理念」、「观念」、「知识」、「理性」来认知世界，体验生活。
这些知识，及其思维，不仅仅帮助我们习得社会分工所要求的职业技能，同时关乎着我们的生活感知能力。缺乏知识，就缺乏对于生活的敏感度；缺乏知识的生活想象，我们只能以井底的视野，将自己限缩在有限的可能性之中，自娱其乐。知识何为？经由数学训练，我们得以窥见社会生活当中的「数」之关系，以及优美的几何结构；经由现代科学的训练，我们得以了解「物」之结构，以及现代生活的基础构架；社会科学，让我们明白社会组织何以运作，以及何为公正、何以正义；文学与艺术，让我们得以在文字的表达限度之外叙说与感知人性的丰富，养得恻隐之心 ……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知识能力。这些知识，给予我们不同的「视域」、不同的「触角」来感知生活、享受生活。缺乏这些知识，我们就无法在生活的智识层面获得自由。现代科技拓展了生活的边界，相应地，我们理应藉由教育/学习，扩展自己的智识边界。拥有足够宽广的智识边界，我们也才拥有足够富有的生活经验和生活财富。学习，既是一种生活能力，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教育的赋权，让每一个人拥有无限潜能。
在《自由学习》一书，卡尔·罗杰斯认为：每个学生都具有潜能，这是一个根本的哲学、基本的信念。芬兰教改先驱 Pasi Sahlberg 又言：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当我们找到它，或是有人帮助我们找到它的时候，我们就接近学习的本质。基于「资源配置」与「分项加权计分」的高考方案设想，试图让教育回归本质。首先，「分项加权计分」方案侧重「能力」测试，这意味着考生需要透彻理解知识与思维的内核；其次，新方案鼓励学生发挥天赋优势，而不是通过无限刷题来建立应试优势；更重要的是，新方案设法发现学生的「差异性」与其所擅长的方向，它为学生提供了关于未来专业方向的评价及建议，让学生知道自己在哪些专业领域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Pracha Hutanuwatr 在《教育与社会改变》一文谈到，好的教育应该是「解放的教育」，让人感觉到自由，感觉到足够好。其中一段文字引述如下：教育应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身处何方，让我们有能力认清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结构，有能力分析社会的力量及其弱点。如果教育能带给我们这些，我们就会感觉赋权。换句话说，我们就会成为更能动的公民，照顾好我们的社会，照顾好我们自己，滋养自信与知足。如果我们始终觉得匮乏，我们就不可能帮助别人，因为自己总觉得不够，怎么会去赠予他人？人拥有自信，感觉知足，自然就会长养慈悲心，能够感知到他人的痛苦，想方设法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如果能做到这些，我们就是真正成熟的人，成为社会改变的因子，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意识，也可以改变社会的结构，慢慢地构建一个更公正、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而我们自己也因此而成为更有觉悟的人。⑱
3.3、教育何以改变命运
然而，我们每个人都终将经受高考的考验，在某种程度上，高考限制了教育理想的充分展现。高考既有教育属性，也有社会属性。高考是教育实践中的一环，又关涉着复杂的社会现实利益。高考提供了「阶层流动」的可能通道，成为打破阶层固化，改变寒门子弟命运的现实途径。事实上，我们教育一直扮演着「社会分层」的角色，中考的普职分流是第一次分层，普高比中职更高一等；高考招生的分批次录取是第二次分层，不同院校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序：双一流、一本、二本；不同层级的学生意味着不同的发展机遇。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还不是教育分层造成的社会焦虑，而是利益阶层的再次固化。在某种意义上，中考、高考的每一次分层，都是一次新的固化。一方面，用人单位显然会优先录用教育层级更高的毕业生；另一方面，按当下的教育体系，经由中考、高考产生的社会分层，在统计学意义上，普通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普遍比中职学生强，一流院校学生的综合素质普遍比一般院校学生强。这里，阶层界线明显；这里，教育并没有实现充分的、持续的阶层流动。
常言「教育改变命运」，其实不对，改变命运的是「高考」而非「教育」。教育改变命运，指的是，得益于教育，我们在智识、品格等方面得到充分的跃升，以此，我们可以通过参与社会协作与竞争，通过创造新价值来获得与之匹配的利益与财富；高考改变命运，实质是，通过「应试」实现新的分层，在更高级别的阶层里，我们有着更大的机会获得利益。这是我们社会重视教育（应试）的真正动因。问题是，这里并没有充分实现教育意义，也没有充分创造新的价值，这里浪费了巨大的关于生命成长的机会成本，这里没有充分解决公平问题。何谓教育公平？绝不是简单的提供应试机会，来竞争谁可以挤进「体制」（广义）/新阶层，一劳永逸地享受体制/新阶层的福利。相反，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是平等的、非歧视的教育机会，是能够培养独立人格、同理心、公共意识、批判思维与创新视野的优质教育，是藉由教育所给予的知识能力，创造社会价值以获得与之匹配的各种利益。因此，教育公平的最终实现，是激发、挖掘学生自身的多元潜能，让他们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
由于不同教育阶段都必然面对学生分流问题（无论取不取消高考，分流问题永远存在），同时，社会资源不均衡，社会发展存在差异，因此，教育必定继续扮演社会分层的角色。但是，教育需要促成充分的、持续的阶层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中考、高考的确实现了阶层流动，不过，随着招生结束，阶层流动的大门随即关闭，阶层再次固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家长和学生要为这唯一的阶层开放窗口孤注一掷（所谓一考定终身）。要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名校、唯学历的顽瘴痼疾，进而改变教育焦虑和教育内卷，我们就要改变当下单一的、刻板的高考评价体系。因为，单一的、刻板的评价体系，造就单一的、刻板的社会分层。
「分项加权计分」方案试图设计一种机制，实现「复合型」社会分层。具体地，由于「分项加权计分」方案是一种「difference in kind」的评价体系，提供了一种多维度的复合排序（分层），这使得，在不同的分层里，都有着同样的优质人才。比如，读大学和读中职并不意味着学生的知识、智力、能力、品质有高下之分（因为权值各不相同），中职学生可能在某些特质上比大学生更好。唯有建立「复合型」社会分层，企业单位才有可能改变「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我们才能打破观念上的歧视（诸如，大学一定高于技职学校，大学毕业一定会比技职学校毕业更有前途，更有机会），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就业平等与阶层流动。
教育，注定是一场话不休的争论。无论如何，我们应清楚地意识到「教育所不能」，也应积极实践「教育所可能」。教育改革不乏浪漫设想，我们应意识到：1）公共教育仍然是，也只能是「工业模式」下的批量化生产，每年高考考生近千万，教育资源有限，公共教育服务必须解决规模与效率问题；2）高考就是一种现实的竞争，这点从来都不应改变，我们无法改变竞争的现实，但可以重塑竞争观念；3）公平原则在任何制度设计中都是第一原则。「分项加权计分」方案为解决教育沉疴提供新的思维，同时，新方案亦须兼顾「城乡差距」、「教育公平」等诸多问题。基于能力测试的「分项加权计分」方案对于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和学校，是好是坏？「分项加权计分」模式到底是促进了教育公平，还是相反？对于各个方面都很平庸的学生，如何以人才资源配置的视角给出最优的评价和建议。如此等等。
教育改革需要勇气。改变原有制度的利益场，改变根深蒂固的应试文化，都不容易，然而，改革势在必行。如杨照所言：毕竟，教育不只影响自己的孩子，教育决定了这些人长大之后组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而我们都活在这样的社会里。这个社会，决定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明天、未来能不能好好活着，能不能活得有尊严、自在、幸福、不虞匮乏。⑲ 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极其简单，却也极其复杂。托马斯·杰斐逊相信，教育应该是探索、实验你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由别人告诉你应该成为什么。引述詹姆斯·卡斯的卓见：教育引导人走向不断的自我发现，教育揭示出过去的越来越丰富的东西，因为它发现了过去未完成的事物，教育将未完成的过去延续到未来。⑳ 以这样的方式，教育改变命运。
注：
① 陈志武：当教育变成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公众号-MBA，2020-11-06
② 赵维杰：学者热议中国数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公众号-中国数学会，2020-09-09
③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20
④ 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162
⑤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111；杨照：别让孩子继续错过生命这堂课，时报文化出版社，2015，p102
⑥ 周海宏：走进音乐的世界，混沌学园，https://www.hundun.cn/course/fe830df2e0c35e55763095455e547a06
⑦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85
⑧ 伯凡·日知录｜答问录
⑨ 杨东平：浅谈中小学生自杀现象，公众号-教育思想网，2021-01-15
⑩ 卡尔·罗杰斯：自由学习，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p100
⑪ 陆一行：我们究竟在期待怎样的教育，公众号-Partnerio搭伙，2015-12-15
⑫ 刘云杉谈教育内卷：教育解决不了社会结构问题，澎湃新闻，2020-11-16
⑬ 清和社长：教育的问题，公众号-智本社，2021-06-26
⑭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42
⑮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43-044
⑯ 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⑰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p087
⑱ Pracha Hutanuwatr：泰国绿色行动者談教育与社会改变（节录），记录/翻译：梁笑媚，www.pcd.org.hk/zh-hans/thailand-activitists-schi
⑲ 杨照：勇敢地为孩子改变，时报文化出版社，2016
⑳ 詹姆斯·卡斯：有限与无限游戏，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p023-024
……………………………………………………
本文遵循 CC知识共享协议（署名/非商业用途/禁止演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