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为，拥有一个健全公正的制度就拥有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和幸福的生活，那我们就高估了制度的能力和而低估了人的决心。制度是必要的，但仅有制度是不够的。制度能“管人”，但不能“治心”，这是制度的根本性局限。

 
有这么一个案例：一天，公司业务忙，下班后仍有不少员工在埋头苦干，此时天色已晚，于是，部门经理亲自掏钱买来盒饭，大家用餐之后，工作更加来劲了。事后，大家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决定设立一个制度：日后，如有类似情况，由公司统一购买派发给继续加班的员工。然而，当员工再次拿起盒饭，还没吃就开始抱怨：“这叫菜么，是人吃的吗，喂兔子差不多。”这时，大家再也没有之前的劲头了。我想，这很是值得我们玩味。

 
另外，有些东西制度是不能规定的。例如，我们可以要求学生上课不许睡觉，不准交头接耳，但制度不能规定学生必须认真听课，这种规定是可笑的。学生可以守规矩地“看”着黑板，但此时可能心不在焉，魂不附体，“不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不等于认真听课。可见，在“心”这一形而上的层次，制度是无能为力的。治心须用心。一个国家，一家企业，除健全的制度之外，安人之道才是根本。

 
中国先哲早就意识到了“心”的重要性。“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 《孟子》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管子》 ）。此类论述在中国古籍中比比皆是，这里不作赘述。对中国历代执政者来说，如何使天下归心，这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时至今日，“得民心者得天下”依然是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关键依据。

 
这里，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最终选择儒家而不是法家或其他。法家能富国强兵以“打”天下，却不能安心乐民以“治天下”。法家设想一个纪律严明，赏惩为准的有序社会，但这仅仅是好生活的条件，此时，生活还没有开始。重要的是，人们并不愿意被法律和纪律所规训，心总是活的。有时，人们或许会遵纪守己，但这并不意味着“接受”，可能是，此时此地，根据现有的“游戏规则”能更有利地获取更大的利益。心向往的是利益，而非规章制度。

 
法家没有给出“治心”的有效方案，真正提出治心方案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老子的方案是极端的，他希望通过“灭心”以治心。“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虑，民复考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道德经》 ）。老子试图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解决“心”的问题，但代价太大，因为一个无心的生活将是穷极无聊的。这注定要失败，谁能忍受一辈子的无聊。

 
不同于老子的消极，儒家方案是积极的，他希望通过“复礼”来改造心灵。众所周知，儒家尤重礼仪，特别是伦理规训，强调习礼修身，以便更好地管理心灵。不过，儒家设想终究令人失望，原因在于：1，相较于高尚道德，人们对蝇头小利更感兴趣；2，儒家注意到了美好情感符合心灵渴求，但“心”须通过生活去滋养，而不是用“礼”来规范；3，后世儒家将“礼”改造成森严的等级制度，限制了心灵自由，这就背离了礼的根本精神，也违背了治心的初衷。

 
周朝灭亡之后，天下分裂，诸侯争霸，战火纷飞，百业荒芜，民不聊生，此后，思想家更关注天下的治乱，统治者更关心政权的稳固，从此，中国政治偏离了周的政治设想。先秦百家在不同角度继承了周思想，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没有深得周思想的精神。后周政治关心的是政权与治乱，而周政治关心的是百姓的健康与幸福，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境界。

 
如何治心，周给出了一个极富创造且极其高明的方案，按赵汀阳语：“把家做成天下，同时，把天下做成家”。周的确洞悉了人性，它敏锐地察悟到：心需要呵护，而心最渴求的便是“安”，心需要一种依靠，而人生之中最大的依靠便是“家”。无论境况如何，“家”永远不会抛弃我们，有了家，就有了分担，有了家，就有了情感的寄托，心灵的归属。然而，严格意义上的家是狭小的，“家”需要外推，以满足心“安”的要求，于是，我们中国人到处称兄道弟，讲究哥们情谊，力求人际和谐。心安缘于家安，家安缘于国安，国安缘于天下安，这便是“家-国-天下”这一中国式伦理推进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根据。为什么我们倡导“爱家、爱国、爱天下”，为什么我们常以大局为重，为什么我们愿意为国家、为集体而牺牲个人利益，正是因为我们要维护一个让心安的家，让家安的国，让国安的天下。（以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来叙述中国就完全错了，中国人可以团结得令人惊叹，也可自私得让人绝望。）家是小的天下，天下是大的家，这样，世界在情感上就牢牢地“拽”在一起，也使得“和”理念成为可能。

 
直到今天，对于家，我们依然有着如此强烈的、难以割舍的情怀，不得不承认，周的“家”策略的确是卓尔有效的治心之道，它似乎毫无抗拒地为人民所接受。与诸家方案不同，“家”不仅满足心灵渴求，同时导向了卓越生活，这是周策略得以成功的关键。后来思想家过于重视天下之治乱，无论是“灭心”还是“修心”，都导致了心之死。心之死意味着生活之死，生活之死意味着政治失败。

 
如今，世界已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治心”依然是重要的思想命题，它不仅是一种政治需要，同时关乎幸福生活。有序社会是幸福生活的必要前提，健全而公正的制度是有序社会的保证，但制度化的生活是反生活，这点不得不察。制度不能治心，治心须制度之外予以人性关怀。家策略是有效的治心之道，但只是“之一”。人心是微妙的：人心很难改变，但说变就变，人心不容易满足，但深知知足而长乐······人心不死是“危险”的，但人心之死却是有害的，我们就是在这种悖论中创作心所向往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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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表于 中思网 ，2010.11.25

链接：SINOTH/LeungTong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们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

——《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

 
李约瑟难题用一句话概括便是：为什么科学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
 
可以说，任何一门学问，它的基础性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塑造”了后来的答案。比如说，物理学和医学对物质的定义就完全不同。对于任何问题，不同的思路，必然导致不同的答案形式。
 
西方和中国的自然观是不同的。
 
西方的自然观是：“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这是西方对自然的提问。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科学及思想都是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世界由最小的物质单元组成，分子由原子构成，原子有质子等构成，如此等等。
 
中国关心的是：“世界是如何变化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发明了“易”理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易”、“阴阳”、“五行”等都是关于“变化”的学问。而“易”和阴阳五行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
 
李约瑟难题同样可以引申为：为什么“阴阳学说”发生在中国而不是西方。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自然观是不同的，所关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问题预示了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思路导致了不同的答案形式。中国思考的是世界的变化，所以在中国的思想土壤里不可能孕育出现代科学(西方科学)  。但，中国却给出了另一种科学形式，( 至少一种可能 ) ，一种关于“变化”的科学。
 
如果说，人类思想的形成和人们对自然的思考密切相关，那么后面的故事也就理所当然了。
 
回答“世界由什么组成”，必须将世界解离，事物当然是由各“部分”组成的。所以，我们看到，西方总是分裂地看问题。要把握“世界的变化”，必须整体性地考察问题，因为从任一部分本身都无法掌握全局的变化。所以，中国人习惯整体性思维，整体地看问题。
 
世界是由一个个独立部分组成的。各部分存在“力的作用”或“竞争合作”。所以西方重视“个人主义”，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世界是变化的，世界的各部分随世界大局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中国强调“大局观念”，讲“形势”，讲“变通”。
 
对“世界的组成”进行无穷追问，我们比然面对两大问题：“什么是最大的”、“什么是最小的”。宇宙有界吗，宇宙如何起源的，事物可以无穷分割吗，诸如此类，这些都是西方哲学、科学的大问题。现今的大爆炸理论，平行宇宙理论，弦论，圈论等都在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但遗憾的是，都不能令人信服。这类问题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甚至将来都几乎不可能回答，因为这类问题本身就很可能是无解的，同时也还是不“重要”的。然而，如果不能回答，那么西方思想体系就有两个重大缺陷。尤其是对十分强调形式逻辑的西方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
 
必须回答，但又无法回答，人们只能乞求神灵。牛顿就是典型。当无法解释宇宙第一推动力时，只能用“上帝”来作答。所以，西方有神话，有宗教，有信仰。中国是思考变化的，因此中国不会想到“最大”或“最小”这类不能回答的终极问题。即使受外来影响，同样面对这类终极问题而束手无策时，中国也不会过于在意，因为这对“中国思想体系”没有影响，因为这类问题本来就不属于中国思想体系的。所以，在中国，没有神话，没有宗教，没有信仰。因为中国不需要。
 
我们必须意识到，中西思想体系是根本不同的。然而，遗憾的是，西方文化如此强势，曾经，人们还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而取笑中国。人们总试图用“西方”的思维、观点、标准来解释中国思想，结果一塌糊涂。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思想文化尽管历史悠久，尽管丰富灿烂，但很弱势。一直以来，我们所谓的弘扬传统文化，其实都是将一些和西方观念相近，至少不冲突的东西挖掘出来加以宣传，高兴地说，我们先人也是这么说的。我们试图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但可笑的是，标准却是西方的。这些都是典型的“弱国心态”。
 
例如，我们证明“阴阳”有现代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曾讲过“对立统一”。于是，我们把阴阳解释为“对立统一”。结果，“阴阳思想”的精妙之处荡然无存。西方是思考世界的组成，在他的意识里，事物都是独立存在，对立统一是指两个不同个体的关系。而中国是思考世界的变化，“阴阳”具体应表达为：阳生阴长，阳杀阴藏。指的是“一个事物”。阴阳和对立统一根本就是两码事。
 
不少科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赞不绝口，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他们的研究很有帮助，甚至刺激了他们新思想的产生。比如阴阳和“二进制”等。同时，我们也很高兴将“阴阳”和“正负电荷”等作类比，如此等等。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的教科书对此乐此不疲，大幅书写，以此告诉学生中国传统的价值。但可笑的是，为什么我们文化的价值与对错要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为什么西方科学家的一点赞美就让我们如此兴奋。我们将“四大发明”捧得如此之高，仅因为这是西方人的赞誉。诚如余秋雨老师所言，对于人口众多和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中医和历法是无比重要的。但，中医与历法却被人视为“伪科学”，又仅仅因为它们和西方科学不同。
 
中国思想文化与西方如此不同是正常的。西方关注的是“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中国关心的是“世界是如何变化的”。在中国思想背景下不可能孕育出现代科学(西方科学)  。但，中国却给出了另一种科学形式，( 至少一种可能 ) ，一种关于“变化”的科学。很显然，如果将西方科学规定为唯一的科学，那么中国传统经典当然也就一无是处。就像如果“小白鼠”才是医学科学性的合法证明，那么中医永远也不是科学。但这并不重要，中医的现代化不是设备等的现代化，不是更靠近西医模式。中医的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对现代人的健康问题发挥更大的作用。仅此而已。
 
事情是难以预料的，谁曾想到中世纪还无比崇拜“上帝”的西方会发展出现代先进科技呢。于是，谁又能断定中国传统经典不会在未来获得新的突破，成为另一种科学形式，进而指导人类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更加和谐幸福的生活呢。
 
中国须以“中国”为根据去思考问题。
 

此文原发表于中思网，2009.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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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考”的存废，高考加分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实际上，“高考存废”本身就是个伪问题。因为，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事实结果是，不能没有高考。主要原因是，学生的分配问题始终存在。也就是说，假如高考真的被废除了，那么“高考问题”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但“哪些学生应该分配到哪些大学”，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而高考制度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被设计出来的。应该说，现行的高考制度还是比较公平的。至少，贫困家庭的孩子还有实现大学梦想的可能。（收费等问题另论，这不属于高考制度）可见，解决“高考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存”或“废”就能解决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高考问题的解决在于“制度改革”。

 
高考制度本身有许多不足之处，其中一个公认的弊端是，束缚学生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于是，高考制度中引入了“加分制度”。可是，这一做法依然带来了不少争议。如公平问题，虚假问题，等。这里不再赘述。这就是中国教育所面临的窘境。同时，人们开始质疑：中国现行高考制度能否选拔真正的人才。正如我的一位老师所说，现在的高分生已不是“考”出来的，而是“熬”出来的。通过成千上万套试题，把大脑变成高效的考试机器。

 
不过，在我看来，这还不是高考制度的最大失误。其实，高考制度的致命错误并不是“能否选拔人才”，而是，现行的高考制度几乎不可能做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即使“人才”被选拔出来，如果不能优化其配置，那又有什么用呢？

 
现行高考制度的思路是：

 
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学生，之后给他们排队（依据就是分数）。然后给各高校各专业进行排队。最后，一一对应，排在最前面的学生和排在最前面的学校和专业“结成良缘”。问题就出在这。这种配置方法不可能“优化资源配置”。

 
举一例子：舞伴配对。

 
假设男a和女a 擅长跳芭蕾舞；男b和女b擅长跳踢踏舞；男c和女c 擅长跳迪斯科；男d和女d 擅长跳街舞。显然，最佳配对应该是：男a和女a，男b和女b，男c和女c ，男d和女d 。

 
然而，高考制度的思路并不是这样的。中国教育这样操作：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男选手，看那位男选手跳得好（从不考虑哪种舞蹈跳的好，哪种跳得不好），对男选手进行排队。例如：d,c,b,a。同样，对女选手进行排队，可能是，a,b,c,d。这样，配对的结果便是：男d和女a，男c和女b，男b和女c，男a和女d。这样能把舞跳好吗？这是最优配对吗？显然不是。

 
过去，人们一直在考虑如何选拔人才，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却很少想过如何“配置人才资源”。人们凭直觉就默认，分数高的学生就应该被最好学校录取，关键是如何“选人才”，但上例已证明，这不是最好的录取方法。一个好的高考制度将是：让“具有某兴趣和天赋的学生”分配到“能让他兴趣和天赋得到最大发挥的学校”。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失误。因此，今后高考制度的改革必须把这一问题考虑在内，而且必须是优先考虑问题。因为，世上无所谓“资源”和“垃圾”，放对位置的“垃圾”也是“资源”。

 
以上仅仅是对“高考制度”的讨论，中国教育的改革仍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中国教育的希望却不是“制度改革”。我在《学习主义构想》中已经证明，把希望寄托于制度改革，就等于放弃“希望”。因为教育改革的目标是，让学生学习更具自主性和创造性，而当我们把希望都寄托于制度改革时也就实际放弃了学习自主权。而这又恰恰和教育改革的目标相悖。

 
实际上，中国教育的希望在于学生，关键是学习模式的改变（详见我拙著《学习主义构想》）。而根本是“生活意识”的回归。如果学生没有生活意识，没有生活的渴望感，没有生活想象力，没有生活创造力，中国教育就不可能成功。遗憾的是，“生活”正从学生身边消失。各种成龙成凤计划，让孩子们糊里糊涂地走上了一条和天性和生活相悖的道路。没有生活感觉，没有生活创造力，何以拥有幸福的未来？

 
教育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成就一种生活”，帮助学生实现他所向往的属于他自己的，丰富饱满的，有意思有意义的幸福生活。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国家发展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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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表于 中思网 ，2009.06.5

链接：SINOTH/LeungTong

 
传统文化的新生不是靠”复兴”，而是靠”创造”。”复兴”把思想的落脚点限定在”传统文化”本身，这就限制了思想的幅度和创造性。”复兴传统”需要给传统一个定义,但事实上”传统”是没有严格定义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也逐步变为”传统”。

 
重要的是，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关心”传统”是什么，关心的是”传统文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于是，思想的重心是构思”向往的幸福生活”。为实现幸福生活，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成分(思想，生活元素等)，而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幸福生活，这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不同取舍。“对生活的构思和实践”才是传承文化、复兴文化、创新文化的根本之道。

 
传统和现代之争没有意义。没有“传统”和“现代”之分，我们面对的不是“传统”和“现代”，而是一个未完成但又向往的生活和一些现成的或未成的生活材料——思想，理念，生活元素，生活方式等。

 
从根本上讲，文化就是一种生活，一种丰富动人的生活。古人在创造灿烂文化之时，绝不是为了所谓的文化、文明，而是为了生活更情趣，更生动，更丰富，更饱满，更有意思，更有意义。我们熟知的茶文化、酒文化、筷子文化、傩戏文化、敦煌文化、京剧相声等等，它们都是生活的产物，都是人民大众的一种生活创造。这些文化是他们根据生活“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因此，中华文化的新生关键是民众找回生活的感觉，创造幸福生活。

 
中华民族新的灿烂文化不能从某个特定的文化中“推导”出来，一个新的灿烂文化的方向不是由“已有文化”所决定的，决定它的是生活。我们只能根据生活的要求去创造出一个能为我们带来更大幸福生活的文化。一个灿烂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生动、丰富、感人的生活图景以及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