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们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

——《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

 
李约瑟难题用一句话概括便是：为什么科学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
 
可以说，任何一门学问，它的基础性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塑造”了后来的答案。比如说，物理学和医学对物质的定义就完全不同。对于任何问题，不同的思路，必然导致不同的答案形式。
 
西方和中国的自然观是不同的。
 
西方的自然观是：“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这是西方对自然的提问。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科学及思想都是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世界由最小的物质单元组成，分子由原子构成，原子有质子等构成，如此等等。
 
中国关心的是：“世界是如何变化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发明了“易”理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易”、“阴阳”、“五行”等都是关于“变化”的学问。而“易”和阴阳五行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
 
李约瑟难题同样可以引申为：为什么“阴阳学说”发生在中国而不是西方。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自然观是不同的，所关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问题预示了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思路导致了不同的答案形式。中国思考的是世界的变化，所以在中国的思想土壤里不可能孕育出现代科学(西方科学)  。但，中国却给出了另一种科学形式，( 至少一种可能 ) ，一种关于“变化”的科学。
 
如果说，人类思想的形成和人们对自然的思考密切相关，那么后面的故事也就理所当然了。
 
回答“世界由什么组成”，必须将世界解离，事物当然是由各“部分”组成的。所以，我们看到，西方总是分裂地看问题。要把握“世界的变化”，必须整体性地考察问题，因为从任一部分本身都无法掌握全局的变化。所以，中国人习惯整体性思维，整体地看问题。
 
世界是由一个个独立部分组成的。各部分存在“力的作用”或“竞争合作”。所以西方重视“个人主义”，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世界是变化的，世界的各部分随世界大局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中国强调“大局观念”，讲“形势”，讲“变通”。
 
对“世界的组成”进行无穷追问，我们比然面对两大问题：“什么是最大的”、“什么是最小的”。宇宙有界吗，宇宙如何起源的，事物可以无穷分割吗，诸如此类，这些都是西方哲学、科学的大问题。现今的大爆炸理论，平行宇宙理论，弦论，圈论等都在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但遗憾的是，都不能令人信服。这类问题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甚至将来都几乎不可能回答，因为这类问题本身就很可能是无解的，同时也还是不“重要”的。然而，如果不能回答，那么西方思想体系就有两个重大缺陷。尤其是对十分强调形式逻辑的西方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
 
必须回答，但又无法回答，人们只能乞求神灵。牛顿就是典型。当无法解释宇宙第一推动力时，只能用“上帝”来作答。所以，西方有神话，有宗教，有信仰。中国是思考变化的，因此中国不会想到“最大”或“最小”这类不能回答的终极问题。即使受外来影响，同样面对这类终极问题而束手无策时，中国也不会过于在意，因为这对“中国思想体系”没有影响，因为这类问题本来就不属于中国思想体系的。所以，在中国，没有神话，没有宗教，没有信仰。因为中国不需要。
 
我们必须意识到，中西思想体系是根本不同的。然而，遗憾的是，西方文化如此强势，曾经，人们还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而取笑中国。人们总试图用“西方”的思维、观点、标准来解释中国思想，结果一塌糊涂。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思想文化尽管历史悠久，尽管丰富灿烂，但很弱势。一直以来，我们所谓的弘扬传统文化，其实都是将一些和西方观念相近，至少不冲突的东西挖掘出来加以宣传，高兴地说，我们先人也是这么说的。我们试图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但可笑的是，标准却是西方的。这些都是典型的“弱国心态”。
 
例如，我们证明“阴阳”有现代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曾讲过“对立统一”。于是，我们把阴阳解释为“对立统一”。结果，“阴阳思想”的精妙之处荡然无存。西方是思考世界的组成，在他的意识里，事物都是独立存在，对立统一是指两个不同个体的关系。而中国是思考世界的变化，“阴阳”具体应表达为：阳生阴长，阳杀阴藏。指的是“一个事物”。阴阳和对立统一根本就是两码事。
 
不少科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赞不绝口，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他们的研究很有帮助，甚至刺激了他们新思想的产生。比如阴阳和“二进制”等。同时，我们也很高兴将“阴阳”和“正负电荷”等作类比，如此等等。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的教科书对此乐此不疲，大幅书写，以此告诉学生中国传统的价值。但可笑的是，为什么我们文化的价值与对错要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为什么西方科学家的一点赞美就让我们如此兴奋。我们将“四大发明”捧得如此之高，仅因为这是西方人的赞誉。诚如余秋雨老师所言，对于人口众多和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中医和历法是无比重要的。但，中医与历法却被人视为“伪科学”，又仅仅因为它们和西方科学不同。
 
中国思想文化与西方如此不同是正常的。西方关注的是“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中国关心的是“世界是如何变化的”。在中国思想背景下不可能孕育出现代科学(西方科学)  。但，中国却给出了另一种科学形式，( 至少一种可能 ) ，一种关于“变化”的科学。很显然，如果将西方科学规定为唯一的科学，那么中国传统经典当然也就一无是处。就像如果“小白鼠”才是医学科学性的合法证明，那么中医永远也不是科学。但这并不重要，中医的现代化不是设备等的现代化，不是更靠近西医模式。中医的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对现代人的健康问题发挥更大的作用。仅此而已。
 
事情是难以预料的，谁曾想到中世纪还无比崇拜“上帝”的西方会发展出现代先进科技呢。于是，谁又能断定中国传统经典不会在未来获得新的突破，成为另一种科学形式，进而指导人类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更加和谐幸福的生活呢。
 
中国须以“中国”为根据去思考问题。
 

此文原发表于中思网，2009.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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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新生不是靠”复兴”，而是靠”创造”。”复兴”把思想的落脚点限定在”传统文化”本身，这就限制了思想的幅度和创造性。”复兴传统”需要给传统一个定义,但事实上”传统”是没有严格定义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也逐步变为”传统”。

 
重要的是，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关心”传统”是什么，关心的是”传统文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于是，思想的重心是构思”向往的幸福生活”。为实现幸福生活，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成分(思想，生活元素等)，而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幸福生活，这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不同取舍。“对生活的构思和实践”才是传承文化、复兴文化、创新文化的根本之道。

 
传统和现代之争没有意义。没有“传统”和“现代”之分，我们面对的不是“传统”和“现代”，而是一个未完成但又向往的生活和一些现成的或未成的生活材料——思想，理念，生活元素，生活方式等。

 
从根本上讲，文化就是一种生活，一种丰富动人的生活。古人在创造灿烂文化之时，绝不是为了所谓的文化、文明，而是为了生活更情趣，更生动，更丰富，更饱满，更有意思，更有意义。我们熟知的茶文化、酒文化、筷子文化、傩戏文化、敦煌文化、京剧相声等等，它们都是生活的产物，都是人民大众的一种生活创造。这些文化是他们根据生活“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因此，中华文化的新生关键是民众找回生活的感觉，创造幸福生活。

 
中华民族新的灿烂文化不能从某个特定的文化中“推导”出来，一个新的灿烂文化的方向不是由“已有文化”所决定的，决定它的是生活。我们只能根据生活的要求去创造出一个能为我们带来更大幸福生活的文化。一个灿烂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生动、丰富、感人的生活图景以及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