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这般的高考制度，其中弊病已无须赘言，问题是，作何改变。
最直接的方案是废除高考。然而，这一策略是糊涂的。高考当然可以废除，但学生的分配问题始终存在。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哪些学生应该分配到哪些大学，这不是一个可以逃避的问题。高考制度本身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设计的。那些“废除高考”的主张列举了现行高考的诸多弊端，但很少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生源分配的策略。可见，“废除高考”并不可取，因为它解决不了问题——生源分配。
特别地，如今城市化解构了传统的彼此熟悉的乡土格局，在一个彼此陌生的环境里，如何让“陌生人”相信你的潜在价值，这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大家彼此接触不深，了解不多，这时也只能依靠“一纸文凭”了。一些考评制度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形势及考评制度导致人们错误地做事情，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例如高考，迫使学生成为考试机器，进而泯灭活泼个性，扼杀思想创造力。机器效率虽高，但没有生活，没有文化。如何改变这样的情形，这是制度设计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总在寻求答案。通常的做法是，加分政策，自主招生等等。这些策略其实都是一种“妥协”，在现行高考模式禁锢学生思想个性的前提下，它希望通过“加分”来鼓励学生发展特长，通过自主招生来发现有才华但成绩并不出众的学生。愿望如此美好，但现实又如此残酷。高考近乎一种零和游戏，谁都渴望“加分”，而资源、名额却如此有限。于是，公平、虚假、腐败等问题引起关注。而另一方面，学生只关心那些可以“获奖”、可以“加分”的特长。事实上，这并没有改变应试的事实，且扭曲了生动的“个性”，进一步加大了学生的负担。而且，这样的优惠只能属于少数人，显然，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
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关于高考、教育的思考都是基于“人才选拔”这一基本思路。人们一直在考虑如何选拔人才，人才的标准是什么，等等。基本策略是，先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学生，之后给他们排队（依据是分数），然后给各高校各专业“排队”，最后一一对应。作为一种游戏规则，分数高者胜，这是公平的（不考虑当中存在的诸多腐败行为），但这可能会和民主误区一样，用量化的数据来掩盖许多更为关键的问题。高考不应只是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它还必须为教育着想，必须体现教育的意义。
我们当前常常谈论的“教育公平”跟教育无关。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并不关心公平，并不在乎教育质量，虽然他们总在呼吁教育公平和教育改革，他们只是生怕自己在日后的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此而已。高考能让人公平地跻身上流，拥有更高的地位，更好的资源，更多的机会。不难理解，为何弱势人群尤为看重教育公平。也不难理解，为什么“60分万岁”，为什么大学精神丢失，为什么大学学术氛围如此冷淡，为什么应试思维在大学依然盛行，为什么素质教育难以落实。人们真正在乎的是教育所提供的一纸文凭，而当我们的目标是一纸文凭时，我们就会以最经济的方式去实现它，学术，思想，创新，德性等等都不属于这一“经济”方式。应试才是硬道理。那些“公平”，“素质”，“人才”，诸如此类，显得何等虚伪。
如今，人才观念已被滥用，现在所谓的人才是“定义”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世上无所谓资源和垃圾，放对位置的垃圾也是资源，那么人又何尝不是。中国要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势，就必须“放对位置”，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对此，现行高考模式无能为力。
假设男a和女a?擅长跳芭蕾舞；男b和女b擅长跳踢踏舞；男c和女c?擅长跳迪斯科；男d和女d?擅长跳街舞。显然，最佳配对应该是：男a和女a，男b和女b，男c和女c?，男d和女d?。然而，高考的操作是这样的：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男选手，给男选手进行排队。例如：d,c,b,a。同样，对女选手进行排队，可能是，a,b,c,d。这样，配对的结果便是：男d和女a，男c和女b，男b和女c，男a和女d。显然，这不是最佳配对。
通常我们的考核方式无非是“3+x+综合”或“3+大综合”，如此等等，这些考试都有一个明确的学科界限，例如语文、数学、物理，等等。每一科都有很多小项，而这些小项对于所有的专业都是“平等”的。显然，这并不合理。不同的小项对不同的专业，其重要性是不一样的。粗略地说，诗歌鉴赏对文学专业是重要的，但对理工科就不是那么重要。其他亦此。既然不同专业对不同小项的要求不同，那么，它在考察学生的时候，不同小项之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性可以通过权值体现出来。针对一份试卷，不同的专业根据自身的特点，给各小项设置不同的权值。这样，整个考试流程并不需要作出太多的改变，只是在最后统计分数的时候引入权值。在不同专业所设置的权值下，一名考生所对应的分数是不一样的。一名学生在某些专业的排名很低，但在另一些专业的排名却可能很高。有理由相信，这些考分较高，排名靠前的专业是适合该学生的。可见，这一改变虽小，但产生的效果却大不一样，它不再是“用一种眼光、一种标准来评判学生”，相反，它是用“各种专业的眼光”来判断一名学生，它得出的结论不是“谁比谁强”，而是，“谁更适合什么专业”。
在这种情况下，分数和排名并不会对学生造成太多的压力。只要他发挥天赋，付出努力，他便能在某种权值下找到自己的优势。如果不能，那还能有何抱怨呢。由于权值效应，个性、特长成为一种优势策略，特别地，这种个性特长是全面而开放的，尤其不是往年推行素质教育所带来的“钢琴书法”等肤浅个性。无须参加奥数，无须报读特长班，只需活出最真实的自己，最真实的自己才是最自然的、最可爱的个性，这些个性可以在某些权值下被放大，成为自己的优势。学生不需要强迫自己去塑造一个所谓的“个性”，他可以尽情学习自己所喜欢的东西。
一般说来，一个人所喜欢的往往是他所擅长的，而他所擅长的也往往是他所喜欢的。越是喜欢、越是擅长，越是深入地钻研，那么，他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就拥有更广和更深的理解，从而在高考中建立更大的优势，考取自己所喜欢、所擅长的专业。显然，这样的结果更为圆满。
如果一名考生在多个专业都名列前茅，那么，他将可能收到多个学校的邀请，此时，他可以基于个人的考虑来选择学校。这样，高校不再凌驾于学生之上。学校和学生是双选的。这意味着，一所高校要吸收更好的人才，它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提供更好的资源和服务。而且，各高校（尤其是实力较弱的学校）应办出特色，以更好地吸引人才。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也可能让高校更腐败、更功利、更虚假、更形式主义。
最重要的是，这一模式能够通过权值的设置，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
当然，这一模式也有着以下几点顾虑：
1.全面性发展的问题。
由于权值的存在，考生可能放弃学习某些权值较低（对他所喜欢的专业而言）的知识。这样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现在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实行通识教育，而事实上，目的似乎也没有达到，很多知识考完即忘。其实，如果我们真正去做事情，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知识的全面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做通做好。博而不精或精而不博恰恰是由于剥夺学生学习自由所造成的恶果。在现行应试模式下，学生不可能把时间和精力投入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只能将自己束缚于象牙塔，远离生活。当某知识不能对生活有持久贡献，那么，它就只是应付性的，于是，学了考，考了忘，忘了学，如是重复。
另一方面，考试总是竞争性的，权值虽低，但依然可以影响排名。在纯粹的应试策略上，全面学习依然重要，只是轻重有别。
2.这一模式在操作性上比较繁琐。
相较于现有模式，它将会涉及到更多的细节问题，录取周期也更长。但这是值得的。既然考生为了一次高考而寒窗十年，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认真一点，负责任一点呢。为什么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录取工作，为什么所有学校都必须在9月份开学？我的想法是，在高中与大学之间可以有半年的缓冲期，期间可以更充分地考虑生源的优化分配，让学校更了解学生，也让学生更了解学校。同时，在此期间，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这样，进入大学后，学生便可以更针对性地，更有目的地学习、实践。如果可能，可以让发达地区的学生到贫困地区，让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到发达地区生活体验。
以上便是我对高考模式的一种设想。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有其固有的缺陷。以上设想在具体实施中也必定面临各种难题。但是，我依然相信，“人才配置”的思路优于“人才选拔”，因为，它更具包容性，它是以各种眼光，而不是一种眼光来审视学生。它尊重每个学生的不同个性和才华，并且让学生的个性和才华成为制度下的一种优势，这点无比重要。只有当个性和才华成为制度下的优势，学生方可自由地发展，真正深入地“做事情”。而只有“做事情”，中国才有可能涌现“大师”，大师不是培养出来，而是“做事情”做出来的。要回答钱学森之问，就要让学生能够安心地“做事情”。
我国的基础教育被认为是最好的，诸多测评都证明了这点。但基础好是不足够的。比方说，如果让我们欣赏一座房子，我们大概不会说，这房子很牢固，地基很好。我们会在外形设计，空间布置等方面做出评价。这些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一座房子，如果设计得不合理，不人性化，那么，再牢固又有何用呢？我们教育面临问题是，有了好的地基，却设计不出好的房子，而我们真正需要的却是房子而不是地基。我们的确有着扎实的知识，但我们对学科、对社会、对生活贡献了什么。如果知识不能兑换为对生活的贡献，那么，再多的知识又有何用呢？进一步地，如果不能做出贡献，我们又如何奢求大师呢。西方虽然“地基”稍差，但他们却能设计出好的房子。当然，中国并不缺乏创造力，中国并不是不能设计出好的房子，而是，在我国，“地基”比“房子”值钱。高考是一种规则，而一种规则意味着一种最优的策略。我们对高考制度的设计，就是要让“房子”比“地基”值钱，让好“房子”成为制度下的一种最佳策略。
制度是重要的，因为制度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形势”，但制度也是有局限的，因为影响“形势”的因素很多。人不会服从制度，但会屈服于形势。教育之难不在于制度，今天，应试已然成为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一项制度。制度的改变是容易的，但要改变文化则很难。总的说，教育问题终究还是社会问题。如果想仅仅依靠教育的手段去改变病难深重的中国教育，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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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表于 中思网 ，201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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